中国新闻史;第九章.ppt

中国新闻传播史;;邹韬奋接编之初，《生活》周刊规模很小，每期只印2000份左右。在1927年，他还是一面编《生活》周刊，一面兼任上海《时事新报》秘书主任。同年，《生活》销量迅速上升，年底达到2万份左右，于是邹韬奋便辞去《时事新报》的兼职，专心主编《生活》周刊。;;在上海拉斐德路444号的这个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邹韬奋独自扮演传记记者、修养文章作者、健康文章作者、讨论文章作者、小品文章作者等全部作者，用十多个笔名交替写作。在邹韬奋的主持下，《生活》周刊的内容逐渐地由探讨个人职业与生计问题为主，转为评述时事政治与社会问题为主，最终走出了“职业教育”的圈子，读者群也逐渐地从青年扩展到社会各阶层。;1930年前后，《生活》已经称得上是“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1931年底，发行量突破10万，1932年底达到了15万，不断创下中国新闻史上杂志发行量的记录。邹韬奋异常重视同读者的交流，甚至雇佣4个人专门处理读者来信，初期邹韬奋每封信必亲笔回，后来信件太多，邹韬奋也能努力做到每封信必阅。邹韬奋保留了10多年的读者通讯录，做了数以万计的读者资料卡片，装在特质的卡片里，层层叠叠，井井有条，每有读者地址变更，卡片上的资料也随之变更。这个卡片厨，后来成为了生活书店的传店之宝。;1931年“九一八”事变，使《生活》周刊产生了急剧的变化，迅速走到民族斗争的前列。它大量刊载时事政治材料，宣传抗日救亡。1932年1月，邹韬奋在《我们最近的思想和态度》一文中宣布：“本刊最近已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同年，在“一二八”上海抗战中，《生活》周刊每日编发一两期“紧急号外”，组织读者支援前线，如发动捐款、征集物资、开办伤兵医院等。《生活》周刊社成了新闻中心，询问战局的电话昼夜不停。;与此同时，《生活》周刊不断地揭露国民党统治的腐败现象，抨击国民党的错误政策。1931年8月初，读者来信要求披露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王伯群贪污交通建筑造房纳妾的丑行。邹韬奋以记者的身份调查了事实，并给王伯群的新造花园洋房拍了照。王伯群得知风声，派人携款找邹韬奋，企图以“资助”换取免登这一报道，遭到邹韬奋严词拒绝。8月15日出版的《生活》周刊第6卷34期上发表了读者来信、记者调查和照片，斥责王伯群为“做贼心虚而自己丧尽人格者”。;1931年11月28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49期上发表邹韬奋的文章《政府广播革命种子》，指出国民党政府压制抗日言行就是“广播革命种子”，并警告说：“民众为自卫及卫护民族计，随时有爆发的机会，起来拼命！” 1932年，国民党政府下令停止《生活周刊邮寄，读者被捕事件也时而出现。但是，及时如此，1932年《生活》的发行量仍然超过15万份，成为当时全国销路最大的杂志。鉴于《生活》周刊随时可能被扼杀，邹韬奋和同事们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减少损失。;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邹韬奋也被列入暗杀名单，情况十分紧急。7月14日，邹韬奋被迫出国，乘船离开上海赴欧洲考察，《生活》周刊有胡愈之、艾寒松编辑。 1933年12月8日，国民党政府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罪名，下令查封《生活》的周刊。16日，《生活》周刊出版最后一期—第8卷第50期。这期的首篇是署名“同人”的文章《最后的几句话》。该刊同人坚定地认为：“统治者的利剑可以断绝民众文字上的联系，而不能断绝精神意识上的联合”。;从1933年7月到1935年8月，邹韬奋流亡国外，先后去过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德国、苏联和美国。邹韬奋在国外写下了159篇通讯，共50多万字，汇集成《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两部书。 邹韬奋曾说，他在国外采访写作时，“心目中却常常涌现两个问题：第一是世界的大势怎样？第二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中世界的一部分，我们要研究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不得不注意中国所在的这个世界的大势怎样，这两方面显然是有很密切的关系”。邹韬奋为了同外国人直接交谈和查阅外文资料，除了运用他熟练的英语外，还在百忙中自学了外语、德语和俄语。;邹韬奋于1935年8月27日回到上海，11月16日《大众生活》在上海创刊，邹韬奋人主编兼发行人。此时，日本侵略者正在策划“华北自治”，而国民党政府却高唱“敦睦邦交”。《大众生活》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以“赤化”、“妨碍邦交”等为借口镇压人民大众的抗日运动。 《大众生活》在12月21日出版的第1卷第6期上，发表了十多篇文章称颂“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认为“这是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序幕，这是中国大众为民族斗争生存不怕任何牺牲的先声”。《大众生活》开始每期销售15万份，很快增到20万份，创当时中国杂志发行量的新纪录。国民党当局下令禁止邮寄，最后命令封闭。《大众生活》遂于1936年2月29日停刊。;《大众生活》被封闭之后，邹韬奋用化名离开上海去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