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思远—工业4-0时代：如何发挥领导的有效性.doc

工业4.0时代：如何发挥领导的有效性 如今高度互联的商业环境，使得领导力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从以能力为中心到以关系为中心。”徐中博士这样表示，“今天，深刻认识自己的身份变得非常地关键。对任何人尤其是领导者来说，一项基本的发展需求就是将自我的多个方面整合为一个整体，在这个基础上展现自己的价值观、思想和行为—一个完整的‘身份’。”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领导者应该如何应对？为什么说领导者适应的办法之一就是把“社会身份”和“领导者身份”融合？ 领导力嬗变：从以能力为中心到以关系为中心 “过去，领导力更多地被认为是领导者指挥跟随者、做出决策、创造积极成果所采取的行动。其焦点在于领导者的技能、知识和能力。在层级分明的官僚制度背景下，人们被看做是相互独立的，带着相互独立的目标和观点分别行动。而今天，一种更注重人际关系和互助的领导力观点变得更加普遍。我们日益把领导力看成一个个人与集体建立及维持方向、协同和承诺的过程。焦点已经从个体领导者扩展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徐中说。 之所以发生了这种嬗变，徐中认为，是基于现今高度互联的商业环境，使得组织成员的工作强度和频度普遍在增加。在过去的工业时代，一份普通工人从事的工作，更多的是孤立的重复性操作，无须纳入太多的个人思考。 进入工业4.0时代，科技的跨越式进步缔造了更大规模的知识工人，与此同时，工作内容更复杂，绝大多数组织，需要的是大量的协同和大量的沟通互动，组织亟需从员工那里获得创造性的想法，情感连接也变得空前地密切。徐中认为，“工作越复杂，越需要借助他人的智慧。而对于领导者而言，借助他人智慧的前提是，认识并展示一个清晰的自我。” 在理解这个问题上，徐中引用了著名的“德鲁克经典五问”—这是管理学怒大师德鲁克在1999年提出的21世纪领导人将由管理好别人转向管理好自己的理念。德鲁克认为，从古至今，每一位伟大人物都是自我管理的典范，一个好的自我管理者必须回答这样五个问题： 1、我是谁？什么是我的优势？我的价值观是什么？ 2、我在哪里工作？我属于谁？是决策者？参与者？还是执行者？ 3、我应该做什么？我如何工作？我有什么贡献？ 4、我在人际关系上应承担什么责任？ 5、我的后半生的目标和计划是什么？ 在这五个问题当中，其中有三个都和“身份”息息相关——我是谁？我属于谁？我在人际关系上应该承担什么责任？甚至严格说来，每一个问题都与领导者的身份属性具有或多或少的关联。 在今天网络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不管组织还是个人，在发展个人和组织能力时，都不能忽视非职业身份的重要性。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占其职业身份的大部分，与国（9）家、种（9）族、性别、语言、宗（9）教、年龄层、性取向等群体特征密切相关。而领导的有效性意味着，领导者要理解他们的身份对他人的影响，同时，领导者要帮助他人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是谁。 如果将社会身份的应用作为领导力考量的一个维度，那么由此可以划分出三个不同层级的领导力水准： 初级领导者 初级领导者想让自己看起来像领导者，关注如何彰显自己的独特性，与他人区别开来。他们在考虑集体问题上欠缺经验，并且独立于他人考虑自己的行动。 中级领导者 中级领导者发展了更多具体情境的知识，他们从自我导向转变到将他人囊括进来。 高级领导者 作为最高级别的专家级领导者，不仅能理解集体背景下的自我，也理解他人与集体的关系，并能够调整自己的行为，去适应环境和他人。专家领导者对自己有充分的理解，可以在各种情况下，与持各种不同观点的人一起有效工作。他们能塑造包容所有人的组织身份，并用这个共同的身份维持群体向同一个目标前进的承诺。 构建身份以获得组织的最大化认同 社会身份能够为领导者的发展提供机会或制造障碍，从而起到释放或压制个人潜能的作用。如果领导者培养与社会身份相脱节，而且社会身份在背后阻碍到领导者的发展机会，那么它将压制领导者的潜能。反之，如果领导者与社会身份相契合，那么它将释放领导者的发展机会。 在政（空格）治领域，政（空格）治身份已经成为领导者的领导风格与其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政（空格）治角色不同的是，政（空格）治身份的内涵更加地丰富，它包含了个性、信仰、形象等内容。政（空格）治身份可以比较明确地暗示或是回答候选人的价值观、品德以及他能否胜任职位等问题。所以，公众关注这些简洁的概念，而竞选团队也会费尽心思地确保围绕身份的这些概念能被公众正确地接受。 徐中例举了现任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奥巴马是那种第一眼看上去不会被当做美国典型领导者的人：非裔美国人、被单亲妈妈抚养长大，这些并没有体现出多数选民的特征，他的外貌也不像他的前任们——都是白种人，大多数来自有影响力的、富裕的家庭。然而，奥巴马通过强调自己与大多数社会群体相同的地方，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合适的身份，成为美国人的代表。 众所周知，奥巴马来自一个复杂的家庭，父亲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