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师资问题的解决策略.doc

比较文学师资问题的解决策略 一、现阶段比较文学师资存在的问题 （一)老强、中杂、青弱的师资现状 1949年以前中国大陆只有东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少数几个学校开设过比较文学性质的课程，教师多为英文系教师，或是有留学经历的精英群体，如陈寅恪，朱光潜，吴宓及其弟子钱锺书、季羡林、杨周翰、李赋宁等。由于比较文学在1952年以后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而中断了在中国大陆的发展，直到1976年才被解禁。期间老一辈学者沉寂，学校不设比较文学课程，自然也就谈不上比较文学的师资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施蛰存在华东师范大学开设比较文学讲座伊始，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黑龙江大学和广西大学等先后在本科生中开设比较文学课程。比较文学犹如一根被压紧的弹簧，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迅速发展成为一门“显学”。但是，比较文学复苏初期，除了解放前老一辈比较文学学者外，大多数比较文学教师都未经过系统、专业的比较文学学习，甚至很多教师之前从未接触过比较文学。当时比较文学师资呈两极化分布：一方面是老一辈师资的精英化；另一方面是某些半路出家者的滥竽充数，严重败坏了比较文学的声誉。可以说，当时的比较文学师资的学术背景各种各样，唯独没有几个是真正学比较文学出身的。20世纪80年代末，有一批青年学子留学欧美，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如张隆溪、赵毅衡、赵启光、赵一凡、顾放勋、吴北铃、陈小眉、唐小兵、张英进、刘禾、鲁晓鹏、刘康等，但大都留在西方各高校任教。赵毅衡在本世纪初放弃英国伦敦大学教职与英国国籍，回国执教于四川大学，算是个特例了。1981年，贾植芳在复旦大学招收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1985年,国内第一个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培养点在北京大学正式获批，此后，比较文学的师资队伍才慢慢发生变化。随着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暨南大学、苏州大学等比较文学博士点的成立，一些经过正规的比较文学训练，有比较文学研究生学位的毕业生补充到比较文学师资队伍。但是由于比较文学研究生培养规模不大，尤其是博士生每年的毕业生人数很少，远远不能满足各高校比较文学的教学需要。加上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设置比较文学课程，比较文学教师的需求量较大，于是一些师资较薄弱的高校，依然是由非比较文学专业的教师担任比较文学教学。甚至在一些取得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的学校，也“有完全不懂一门外文的比较文学博士导师被确认，有不见一个比较文学科班出身教员的比较文学硕士学位点被批准”。 （二）身份的模糊性 比较文学教师身份的模糊性是指其学科归属不清，专业背景不纯。这种身份的模糊性首先与比较文学学科的归属及变迁有关。在世界范围内，如美国，一开始比较文学是作为独立的系所出现的，但是21世纪后却大多被划归于英文系；在中国台湾的高校，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分别为不同的二级学科,同属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香港高校中的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在不同的学校情况也不同。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和岭南大学，基本上是以英文系为依托，香港城市大学设在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而香港科技大学则设在人文学部。在中国大陆，由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特殊性，比较文学曾一度被设置在外文系，后来又被设置在中文系。这种反复，反映了对比较文学学科归属认识的模糊不清，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依然摇摆。如在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颁布《研究生培养学科目录》,正式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列入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列为外国语言文学类的二级学科。随后，于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又联合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将“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两个二级学科合并为一个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将其列为中国语言文学类。这种归属的不同与变化，本身就会给相关教师造成身份定位的冲击和疑惑。比较文学教师身份的模糊性与对比较文学课程认识的分歧也有关系。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合并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后，自然就扩大了其师资对象。虽然比较文学最终是放置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之下，但是一些外语出身的专家仍然发出反对的声音。如王宁就认为，比较文学学科应当设置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之下。聂珍钊认为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因此，按此逻辑，外国文学教师自然也就是比较文学教师了。这种模糊性其实与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创立时的特殊情况有关。20世纪60年代，台湾大学的李达三、朱立民、颜元叔可谓是台湾比较文学学科创立的先驱，然而他们都是英美文学出身，都“没有接受过比较文学正规培训”[5]。比较文学教师身份的模糊性还表现在教师的专业背景上。纵观当下担任比较文学教学工作的教师，除了比较文学专业外，大致还有其他三类来源：一是文艺学教师，一是国别文学教师，一是中国文学（古代、现当代）教师。当然还有一部分是美学、哲学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