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苗族身份的汉文书写与近代中国的群族认同杨汉先的个案研究.doc

黔西苗族身份的汉文书写与近代中国的群族认同——杨汉先的个案研究 黔西苗族身份的汉文书写与近代中国的群族认同——杨汉先的个案研究 作者：张兆和 ? ? ［关键词］国族建构；他者表述；苗族身份认同；文化挪用；政治确认 ? ? ? ? ? ? ? 本文旨在通过解读 杨汉先 先生关于贵州西部苗族身份认同的著述，探讨民国年间中国西南本土知识分子在与以汉族主导的现代国族建构中如何思考“苗族”的族群身份和边界的问题。杨汉先隶属贵州西北部一个自称为“阿卯”（A Hmao）的族群。该族群在1949年后被国家识别为苗族的一个分支，语言系属苗语的“川黔滇方言”。杨汉先的文本书写和政治实践，在1949年前土著族群争取苗族成为官方确认为一个民族类别的过程中表达了一种“我族”身份认同的特殊论述模式。本文根据杨汉先在地区、国家与跨国政治脉络中开展的生命历程来分析他关于苗族历史文化的著作，并据此提出以下论点：（1）在他的著作中所描绘的苗族身份认同，是中国西南部土著知识分子挪用近代民族研究论述中族群类别记述的一个例子。这是土著居民在民国期间为争取官方确认其少数民族身份地位，对国民党政权的国族建构计划的反应。（2）他以土著历史文化来重新定义苗族身份类别，建立了一个跨越“阿卯”社群范围的特殊土著族群概念，有别于一般文献中关于苗族身份的论述。① ? ? 一、苗族身份确认的政治 ? ? 在1937年年中，两名由贵州西部和云南地区30多个土司、土目中选出来的代表前往南京向中央政府请愿，要求政府改变对该地区的政策。②这些土著头领是自明、清“土司制度”实施以来，中央政权在西南边远地区从事间接治理的地方代表。他们在清初以后“改土归流”政策的侵袭下生存下来，但却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面对民国政权政策漠视的威胁。这两名请愿者自称代表被纳入“夷苗民族”这个类别内的整个西南地区所有土著居民，向中央政府提出一系列要求，包括土著族群应有参加草议中的“国民大会”的代表名额、建立中央和地方的专职机构来处理该地区的土著事务，和增加土著人口的教育经费。他们两人受到中央政府各部门的高级官员的接见，也备受传媒的报道；不过，他们的要求却大都落空，包括土著代表参与政府行政机构和即将成立的国民大会的呼吁也未兑现。 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以后，民国政权提出“五族共和”的口号，确认汉、满、蒙、回、藏五个群体的政治地位。长期以来民国政权并未能完全控制清朝版图所覆盖的中国境域，亦未能凝聚政权内部的领导。及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民国政权初步确立中央领导和对各区域的管辖后，就开始构思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立法机构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并使之法理化。在1937年初公布的“国民大会”草议章程中，除了全国各地的选举名额外，还有240席提供给包括蒙古和西藏的特殊族群，但却没有包括西南地区的所有非汉族土著族群。在国家体制的建构过程中，西南地区土著群体的族群身份并没有得到官方的确认。前述的两个“夷苗民族”的头领代表所进行的请愿，大概是西南地区土著群体地方精英针对这个局势发展的反应。 这次请愿虽然失败，却引发了后来一系列各地区土著精英的抗争，导致中央政府最终让步，将10个代表名额分配给所有地区的土著，并且定名为“土著民族”代表。这个涉及“夷苗民族”和“土著民族”等类别身份确认的政治交葛，促使一些西南地区土著知识分子以文本生产来论述族群的身份认同，并且引发了对族群社区和边界的多样化思考和想象。在这些土著知识分子中，杨汉先是一个鲜有的受过正规学术训练的学者。他在贵州西北部一个自称“阿卯”的族群中成长，经历了特殊的社会政治与文化氛围，这对他的族群观和相关的文本生产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根据其自传和其他材料可知，英国循道公会传教士伯格里于20世纪初在黔西北和滇东北一带的土著群体中领导了一次大规模的基督教运动，而协助这个运动发展的一个主要教会土著领袖 杨雅各 先生，正是杨汉先的父亲。[1]杨汉先一直在教会创办的学校中受教育，最后毕业于由五个英美教会在成都合办的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1946年他在贵州大学人文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与当时的一位德藉女民族学家鲍克兰（Inez de Beauclair）共事，他俩的同事关系直至1949年 鲍 女士移居台湾为止。早在1937年初，杨汉先刚进大学时，他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苗族述略》的文章，这也是他对苗族身份认同进行研究的开篇之作，当时正值民国政府公布国民大会配额制度的方案。[2]他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开始苗族历史文化的文本生产，写出了一系列苗族研究的文章，并在1947年完成了专著书稿《黔西苗族调查报告》，其学术生涯也由此而达到顶峰。 千百年来，“苗族”一词及其所指称的人群是华夏秩序中“异族想象”的一部分——生活在华夏边缘的非汉族群体且被视为“他者”。在汉文献中，“苗族”一词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常常用以指谓西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