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与孔子的德性伦理思想比较.doc

亚里士多德与孔子的德性伦理思想比较 　　摘要：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分别是中西伦理思想史上的开创性人物，对东西方伦理思想的发展都有极大的影响。由于他们生活的年代极其接近，都处在社会大变动时代，所以他们的伦理思想极具可比性。然而二人所处的地域和文化环境不同，两种伦理思想在思想核心、伦理体系和评判标准等方面又有异同。二者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东西方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精神——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 　　关键词：仁；理智德性；中庸；中道；人文精神；科学精神 　　麦金泰尔曾断言：“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儒家思想提出了在很大程度上对立不容的德性理论。发现一种可能建基于某种人性解释基础之上的中立标准,以此在两种竞争的主张间作出裁断的企图将无法克服这样一种困难:即亚氏主义和儒学各有一种与其德性理论相匹配的人性概念,也不存在任何充分而适当的中立概念。这两种道德理论是不可公度的。”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德性理论是不是真的对立不容、不可公度呢？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孔子之“德” 　　关于“德”，比较全面的注释是孔颖达的疏:“德者，得也。谓内得于心，外得于物。”。孔子所谓“德”是指一种内在的美好品性，“德”其实就是“德性”，子曰:“由！知德者鲜矣。”（论语＆#8226;卫灵公》）、“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8226;子罕》）。所以，孔子忧“德之不修”（《论语＆#8226;述而》:“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闻善不能改，是吾忧也。”）由上可知孔子认为“德”是要靠后天修养的。“德性”仅见于《中庸》而不见于其他先秦儒家典籍。《中庸》曰：“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开宗明义:“天命之谓性”。这就是说“性”乃天所赋，但是它的圆满实现则靠人的努力，所以既要“尊德性”而“道问学”。钱穆先生指出:“中国人言性必言德。亦可谓德即性之精微处，亦即性之高明处，而有待于人之学问以成。……成性即德，失德则性亦不存。” 　　“仁”是孔子伦理体系的核心,也是孔子德性理论之基础。《论语》的关键词“仁”出现过百余次之多。“仁”的根本含义即“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8226;颜渊》)。孔子对传统伦理的创造之处就在于其对伦理终极依据的情感论证。爱人的基础是真诚的情感的培护,“仁”是人心的自然流露,血缘之爱,生而俱有,这种深刻的爱护之情才是为仁的根本。但这还不是仁爱本身,仁爱并不仅仅局限在血缘家庭之中,“泛爱众而亲仁”(《论语＆#8226;学而》)以至于达到“老吾人之老以及人之老,幼吾人之幼以及人之幼”,甚至进展到“民胞物与”,把整个世界都当作是其自己的生命内在构成。“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8226;雍也》)“君子成人之美”(《论语＆#8226;颜渊》)。仁的根本目标是“立人,达人”。在自然情感的支配下,人的行为完全是受本能的支配而无法和动物区别开来。仁爱的建立,使人的情感由本能欲望而变成了普遍的社会情感,个性私欲的偏颇就让位于理性的要求,人也就能够按照社会规范的要求而行动。这种行动的变化也就标志着情感受到了教化,心灵由狭隘浅薄变得渊远博厚、清明而有生机,这就是德性的表现。 　　二、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思想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上持一种目的论的观点。目的论可以导致一种德性论,因为实现它需要人发挥自己的功能,当然是要追求发挥得优秀、杰出——这正是“德性”的本义。但是,各种德性都要受到整体理性的规导,因为一般功能的发挥既可以有益于生活,也可以有害于生活。所以,优秀的生命素质需要由整体理性来规导之,使之不会危害生活,而让它们来促进生活目的的实现。而且,各种德性要成为真正的德性即美德,都必须禀有人的灵魂中的最优秀和最高级的部分——理性,德性是指灵魂方面的优秀而不是指肉体方面的优秀。他说:“我们的生活不是依靠任何其他东西，而是靠灵魂。” 　　按照灵魂的区别，亚里士多德把德性分为两类:一类是人的非理性灵魂接受理性的指导、约束，与理性相融合而成的心灵状态，如温良、谦恭、慷慨、节制等，这叫做伦理德性；另一类是纯粹理性，灵魂自身功能的优秀，如明智、智慧、谅解等，这叫做理智德性。伦理德性是由风俗习惯沿袭而来的，即在风俗礼仪的熏陶下，人们通过重复练习，成为习惯而形成的。伦理德性是对感受和行为中间的命中，是对快乐和痛苦适度和应该的选择，所以，伦理德性就是中道，它是在人伦关系中通过现实活动而形成的一种可称赞的品质。理智德性主要由教导而生成，由培养而增长，所以需要经验和时间。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智德性是人的灵魂中理性部分的优秀、杰出的品质。 　　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取决于我们自己，一切德性都是实践的。他认为德性不同于技术，技术的目的在结果中实现，伦理的目的只能在不断实现的活动中。“公正和节制都是由于行为多次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