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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学中对异国文化的理解
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编义务教育中国历史教科书,跟旧教材比,对异国文化的叙述增加了许多篇幅。这反映出新教材对中外交流和异国文化的理解深化了。教材是教学的依据。新教材的这一变化,要求广大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加强对异国文化的理解和教育。
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存在和发展都不可能是与世隔绝、孤立演进的。它必然要跟其他国家或民族发生接触,进行交流。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国家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日益频繁,日益扩大。在日益增进的交往过程中,各国人民相互帮助,沟通有无,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从而促进了各自国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可以追溯到远古旧石器时代。伴随着奴隶制的产生,出现了国家,中外文化交往正式萌生。降至秦汉,中国率先确立了封建制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封建制度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昌盛。这就为中国扩大对外交流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与此同时,强大、统一的封建中央集团国家的建立,又为扩大对外交流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和军事保障。
纵观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就会发现,它并不像某些人所宣传的那样,中国始终是封闭的、保守的。新教材通过大量史实证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和中期,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发展对外关系,积极实行开放政策。西汉武帝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正式开辟中西交通线,成为中外关系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东汉朝廷派班超出使西域。班超遣副使甘英前往大秦。大秦就是罗马帝国。甘英抵波斯湾遇困难而返。他虽然未能完成使命,却反映出东汉政府想同西方罗马帝国直接交往的愿望。东汉明帝派使臣去西域求佛法,请来天竺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洛阳白马寺编译佛经。三国时期,吴国同南洋许多国家进行友好贸易往来。大秦商人到达吴国,受到吴主孙权的款待。北魏政府在都城洛阳南部设立馆舍,专供外来商人居住。唐朝政府更加开放,它同世界上70多个国家通商往来,鼓励各国商人到中国贸易,允许外国商人长期居住,甚至同中国人通婚,在中国当官。对待外来宗教,唐朝政府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准许大秦景教、大食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宋朝政府鼓励海外贸易,在港口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著名的阿拉伯富商的后代蒲寿庚,在南宋时长期主管泉州市舶司,后来归附元朝。元朝政府授予他官职,仍令他管理海外贸易。元朝政府继续采取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跟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一样,在中国的土地上传播。明朝前期,明成祖派遣郑和七次下西洋,把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永乐时期,西洋和南洋的许多国王、使臣和商队,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这是中外关系史上并不多见的盛事。在封建社会的前期和中期,正是由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十分重视发展对外关系,积极实行开放政策,异国文化信息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与中国文化交汇融合,以波澜壮阔的气势,奔腾在世界潮流的前列。
从明朝中期到鸦片战争前夕的几百年间,也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由于东洋倭寇和西方海盗骚扰,“海疆不靖”,明朝政府禁海,清朝政府闭关,中国从开放趋于保守。其结果,正如新教材所指出的:“它使中国失掉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阻碍了手工业的进步和发展。同时,由于与世界隔绝,清政府看不到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不能同外国进行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交流。中国逐渐在世界上落伍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竟成为列强宰割的对象,饱受欺凌。
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文化信息的交流,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一个源泉。重视国际文化信息交流,积极实行开放政策,是国家振兴之道。历史教师应该站在这个高度去认识、理解异国文化的作用。
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总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保持绝对的、永久的先进。先进与落后是相对而言的。一个国家的文化,虽然从总体上看它是先进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它就不存在落后的方面。相反,另一个国家的文化,虽然从总体上看它是落后的,但这也不能排除它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先进的东西。它们之间永远存在着互补性。
新教材在讲述中外文化交流的时候,特别注意阐述它们之间的互补性,往往是既讲到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又讲到世界对中国的影响。在古代,辉煌灿烂的中国文化曾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通过政治来往、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国不断地将自己的优秀文化输向世界,丰富了异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促进了他们的物质文化产品的发展,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马克思把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称为“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摧毁了欧洲封建骑士的城堡,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战胜封建阶级,夺取政权的有利武器。指南针为远洋帆船装上了“眼睛”,使欧洲航海家发现了美洲,完成了环球航行。西方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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