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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接受研究教学版.ppt

发布:2017-06-14约2.58千字共26页下载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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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接受研究 一、什么叫接受研究?它和影响研究有何关系? 接受研究是研究一个民族的作家作品对外民族文学的影响,或者研究自己对外民族文学的接受 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与影响研究有一致性,但它与传统的影响研究有着明显的区别 传统的影响研究着重探讨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它的重点在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间的影响和接受上 接受研究却把重点放在研究作家对不同民族的广大读者(听众、观众)产生的作用,或者说一部文学作品被外民族的读者大众接受的情况上,当然也可以研究作家作品被不同民族、社会接受的情况。 比较文学的接受研究以接受理论为基础,着重研究不同民族的文学和读者(读者层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不考虑在同一民族内部文学和读者之间的关系 简而言之:接受研究是在两种民族和文化的范围内进行的。 100个读者有100个哈姆莱特 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曹雪芹、杜甫 二:作用: 可以使我们考察一种文学主张、观念或者方法形成的途径和方式。 还可以阐明一个民族性格的形成和一个社会的内部变化。(必然和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紧密 相连) 从一个新的角度撰写区域性或者更大范围的世界文学史奠定基础。 三、方法:综合、多样 历史的、实证的、统计的 哲学的、审美的 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 个案分析:普希金在中国的接受 包含着接受中的误读现象与时代变迁的关系: 中国对普希金的接受有过几次调整,变化中的普希金形象蕴含着诸多误读的成分。 而这种跨民族、跨语言、跨文 化与跨国界的接受中出现的这 种调整和误读,是有深刻的时 代因素和文化内涵的。 翻译界最初提供给中国 读者的是小说家普希 金的形象。 自1897年被译介中国后的将近30年间,人们只是见其小说不断被译介出来而未见其诗歌 以诗人著称的普希金为何却首先以小说家的身份出现在中国读者视野中呢? 这个设问已经跨越了两个民族的文化,不是纯粹民族文学研究或国别文学研究所回答的问题了。 从跨文化视域究其原因主要是: 首先,文学界对小说的重视超过诗歌。(梁启超等人鼓吹“小说界革命”,其倡导有力地推动了小说创作和翻译)。 译者与评价者在译介这部作 品时受当时中国社会思潮的左 右,都是有明确指向性的。 其次,文学界对富有人道色彩的俄国现实主义作品的重视超过浪漫主义作品。 鲁迅在20年代回忆他当年对拜伦和普希金等浪漫主义诗人的介绍时说:“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 我激昂呵,民国告成以后, 我便将他们忘却了。” 鲁迅的这种喜好上的变化其实正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文坛审美趣味的变化 如耿济之在为安寿颐所译介的小说《甲必丹之女》撰写的对话形式的序言中,先以友人的口吻强 调介绍外国文学“当以写实 派之富有人道色彩者为先” 再次,文学界对普希金诗歌的魅力缺乏足够的了解。 不少人把普希金仅仅看作是一个“社会的诗人”,对他的诗歌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卓越的艺术价值了解不多。 同时,译介形神兼备的诗歌又具有相当的难度,当时的中国翻译界在总体上尚不具备这样的实力。 20-30年代之交才稍有变化。 《文学周报》1927年第4卷第18期发表了孙衣我翻译的普诗《致诗友》,1933年哈尔滨精益书局出版的《零露集》收入普希金《致大海》和《一朵小花》等9首诗歌(译者为温佩筠)。 诗人普希金真正为中国读者所了解一直要到30年代中后期,即中国文坛首次大规模纪念这位俄罗斯诗人之时。 评论界对普希金的诗人身份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为中国读者描绘的更多的是革命诗人普希金形象。 应该说,普希金的这种 形象在“五四”时期的介 绍中已初露端倪。 李大钊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1918)作为较早谈到普希金的文章,仅提及其《自由颂》一篇,所强调的是诗歌的思想内涵。 对其他几位诗人,李大钊列举的也大抵是一些为自由而呐喊的诗篇,如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雷列耶夫的《沉思》和奥加廖夫的《自由》等。 李大钊之文反映了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对普希金的基本认识,其褒贬的尺度与他们的政治观和文学观是一致的。 从比较视域追寻共通性的层面上来看,他们对普希金诗歌的接受是在双方共在的审美价值点上完成的。 接受普希金在经过自1925年至1936年的相对沉寂后,在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进入了活跃期。 而且随中国局势变化、左翼文化运动的迅速发展,对普希金的评价开始出现逐步拔高 的 趋势 这时期举办的三次纪念活动:1937、1947年纪念普希金逝世100、110周年,1949年纪念普希金诞生150周年。 期间,出现了很多纪念专刊或纪念集,这是普希金 作品跨越了民族、语 言、文化与国界在中 国的一次大普及。 与此同时,“革命诗人”普希金的形象也开始凸现出来, 其被反复译介的是《致西伯利亚的囚徒》、《致恰达耶夫》和《自由颂》等反暴政、争自由的诗篇,茅盾认为“诗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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