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江丰建国初期.PPT

然而，“文革”一来，夏衍也开始被整了。被整的理由，说他是“电影艺术反党黑纲领的炮制者”。其实这就跟他说中美院是“小台湾”一样，纯属捏造诬陷。夏衍开始被游街，大会批、小会斗、被侮辱，被毒打，后来又被投进了秦城监狱，长达8年7个月。在狱中，夏衍的右腿被踢折了，却不给治疗，以致造成终生残疾。 谈黄苗子 黄苗子的字很好，很有特色。　　至于他的“人品”，如当“卧底”的“告密”之类，不便多说什么。在当时那种大的形势下，他可能也有着他的无奈，具体情况不清楚，很难置喙。 谈徐悲鸿 中央美术学院是徐悲鸿亲手建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院的许多领导，都是从延安来的。　　延安来的人，对所谓沦陷区的旧人，很是不屑，也不尊重，即便对徐悲鸿也如此。 谈江丰 建国初期，江丰主持中央美术学院的工作，任院长。 江丰为人很好，很和蔼，但很左，不过，不如周扬，周扬更左。可这两个老“左”，偏又合不来。一次，周恩来把江丰叫到了中南海，临进门时，江丰脱掉大衣，用胳膊挎着。 * * 吴营洲谈文化界各色人物 2 自动播放 谈夏衍 夏衍整起人来，跟狼一样。　　反右时期，夏衍以文化部副部长的身份来到中央美术学院，在全体师生大会上说：“中美院是什么？就是小台湾。”这样的“定性”，非常令人恐惧。 “小台湾”什么意思啊？“小台湾”的意思就是说中美院已经不是共产党领导了，是一帮国民党在统治，中美院已成国民党的天下了。这是什么性质啊？是敌我矛盾啊。一时间人人自危。包括院领导。当时中美院的领导班子，在批胡风、反右时，特别积极，整了许多人，他们没有想到，螳螂扑蝉，黄雀在后，后来被来了个一锅端，全给烩了。 年轻的夏衍 谈吴晗 吴晗的最终命运，自然很悲惨，但他得势时、在位时，整起人来却是一点都不手软，非常狠，几近疯狂。诸如“反右”期间，吴晗在民盟召开的对章伯钧和罗隆基的批斗会上，做了题为“我愤恨！我控诉！”的发言，火力十足。 其实，吴晗当时的所作所为，不能归结为“形势所迫”，而是他一点廉耻都没有。他不配称作“知识分子”。　　吴晗的死，自是悲剧，但也符合因果。 吴晗的写作，“意向”太明显，明眼人谁都清楚。　　吴晗的《海瑞罢官》，本来是“遵命”之作，或说是“逢迎”之作，连他本人也没有想到，他会因此获罪。 谈丁玲 曾经见过丁玲一面。是在1955年前后。当时的感觉，她长得很丑、又老，就像个河北农村的老娘儿们。　　丁玲挨整，自然有其可悯之处，其实也“活该”。她在台上时，整别人也同样狠。诸如建国初她就起劲地批判沈从文，比郭沫若批得还厉害呢！凭她和沈从文的交往或交情，可是不该啊！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了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但在当时，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更优秀的小说很多，但没人向“斯大林”推荐啊。 谈邓力群 邓力群有名的“左”，甚至被唤作“左王”。　　其实，邓力群在他的晚年，应该客观、公正地看待一些问题了，但他不。一些被历史证明明明是错了的东西，他还坚持，这就有点像伪君子了。 特殊的人生经历，形成了他宁“左”勿右的性格。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 谈曹禺 多次见过曹禺，矮矮胖胖的，感觉不大像个作家，更像个商人。　　曹禺的戏剧，最好的也就是《雷雨》，那是他厚积而薄发的东西，其余的就乏善可陈了。而《雷雨》，似有剽窃之嫌。它脱胎于戏剧大师易卜生的名剧《群鬼》。 曹禺写《雷雨》时，只有22岁，其天赋自然是有的。　　曹禺和老舍一样，建国后，也十分地紧跟政治，积极地投身建设，体验生活，其结果则是，“收获甚多，头绪全无。”（曹禺语）周恩来让他写“民族大团结”，他便写了《王昭君》，但《王昭君》实属下品；周恩来让他写“巴黎公社”，他先是欣欣然地接受了，而后来痛苦万分，无从下笔，最终竟交了白卷！ 谈巴金 对巴金的总体感觉是：一个本不该忏悔的人，却在一个劲儿地忏悔；而最该忏悔的那些人，则总是装聋作哑。　　这，或可称作是“巴金现象”。 巴金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思来想去，委实找不出哪个“政府”是好的，也不知道哪种类型的政府是好的。1921年春，巴金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妨碍人民自由就是‘政府’。自从有了政府后，我们的自由全然失去，一举一动都要受政府的干涉。” 英国哲学家戈德尔曾写过另外一句话：“无论如何，政府本身就是邪恶，越少越好。”平心而论，这些话虽多少有些道理，却也不乏偏激。　　巴金晚年因为写了《随想录》，而使他的整个人生升华了。 谈韦君宜 韦君宜的《思痛录》，很有价值。比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深刻。 谈孙犁　　孙犁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