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中西方文化.ppt

对音的运用属于人类的本能，对形的运用则涉及更高级的智能，因此，汉语对音形两种表意手段的运用必然体现更多的智能性，这是它的长处。但同时又限制了它对语音本能的充分运用，这又是它的弱点。汉语的这种双重性在词汇构成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语言的发展从词汇起步，词汇的基本功能是命名，在命名方式上，汉语与西语的巨大差异不仅是饶有趣味且极富启发性。古汉语的基本命名以单音节为限，几乎不越雷池一步，显得非常原始和笨拙。西语对一个命名的音节数量则不加约束，显得十分灵活和洒脱。 但是，命名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层出不穷，当新的需要出现时，汉语采取以原有单音节汉字重新组合的方式予以表达，充分显示出其灵活和洒脱。西语则恰恰相反，原有词的音节数量一般已不适于再行组合，不得不采取另造新词的原始方式，从而显示出其灵活中的死板和洒脱中的笨拙。这样，汉字就成了一个Chinese??character和word的混合怪物，两千余年来基本上只减不增。依靠约一千多个充分基元化的汉字，汉语对新概念的表达应付裕如。 汉语里的“位、向、距、上、下”诸汉字实际上就是在广义空间的意义上加以运用，是汉语字义基元化的生动表现之一。西语对上列概念的运用也有类似表现，不过不像汉语那么突出。汉语势态一词的内涵非常丰富，《过秦论》和《封建论》里的“势”字就是53含义的精确映射，英语里无相应的词。它有“潜在的存在”“带有某种程度偶然的必然”等多方面含义。作用效应链的六个环节，也可高度抽象为广义作用和广义效应两极。这两极，又是言语表达的两个基本参照点，所谓主动式和被动式，就是分别立足于作用极和效应的两种表达方式。但是，立足于效应极的表达并非一定要用被动式，是否采用被动句式是形式而非实质，汉语对效应极的表达就很少采用被动式。 作用句必须有三个主语主块A、X、B，三者的排列顺序不外乎六种：A+X+B，B+X+A，B+A+X，A+B+X，X+A+B，X+B+A。这六种格式都有充当标准的资格，但也有理由认为第一种格式比较符合天然的顺序，语言的实际情况也支持这一观点。在所谓VO型语言中，以第一种格式为标准的占63%，汉语和多数印欧语，包括英语，都采用这个标准，而以第五、第六种格式为标准的仅分别占34%和3%。当然，对自然顺序的理解显然带有民族性和地域性，中国人习惯的自然顺序是先整体、后局部，先共性、后个性，而西方人恰恰相反，所以东西方的地址表示顺序正好互相颠倒。这一类分离与语种密切相关，例如核心与时态说明分离在西语是不存在的，但汉语则经常出现，这是由于两者时态采用了完全不同的语法手段。 这种高低层概念远搭配的现象各语种都存在，不过相对说来，汉语也许比西语更普遍一些。因为对于复合概念，汉语更多采用组合而不是另造新词的方法。对高低搭配也需要进行顺序约束检验，顺序准则是：高层在前，低层在后。这一准则对动词似乎普遍适用，名词则不然，与语种有关，汉语遵循这一准则，而英语则相反。 ? 修饰并合与前述的修饰搭配不同，两者的差异在于“同行”性的有无，修饰搭配具有“同行”性，修饰并合不具有。英语不仅对这两种组合方式在表达形式上给予了明确区分，对修饰并合的三种类型也加以区分，汉语则一律不加区分。仅用符号“的”表示它们的共性，而模糊它们的个性。对前两种修饰并合，曾有过用“的”和“底”加以区分的建议，但未得到广泛响应，说明这一模糊并不影响人的理解。  对于缺省和替代，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都做了大量研究工作。西语丰富的语法信息对此大有裨益。汉语相对贫乏的语法标志会带来一些不便，但对以句类分析为纲的语义层面处理影响不大。 西语动词的形态依赖于主语的人称和数，汉语对这一语法规则置之不理，这是语言知识中语种个性的典型表现。西语的这一语法知识实际上是冗余知识，因为这项知识已包含在主语的词汇里了，所以汉语才能置之不理。但动词形态依赖于时态这一语法知识则不同，时态知识在西语有关词汇里原来并不存在，所以西语用形态变化的手段予以表示，汉语虽然没有这一手段，但它通过其它方式达到时态表达的同样效果。时态知识本身并非冗余，这与人称和数的形态表示不同。由此可见，对语法知识语种个性的分析，不能仅着眼于形式，也要着眼于内容。 兼词性汉语极为常见，单纯一种词性的词汇是少数，西语反是。vu类词汇更可认为是汉语的“特产”，如“间断、健全、讲究”等等。 ?vv……则表示该动词具有与另一动词连用的特征，两者联合构成E要素，该E的句类由后面的动词决定。vv类动词本身也可以连用，它们后面必然还有另一动词，从而构成三动词连用的复合E要素，这都是汉语的特殊语法现象。 ?对汉语φv8 类的新词不难依据相应字义自动作出句类判断，但对于西语则几乎不可能，惟有请求人工干预之路了。 动词这个语法概念，在西语可作为E语义块的切分标志，但不适用于汉语，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