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类学的发展.ppt

抗战时期,登载人类学文章的刊物增加,除了《民族学研究集刊》外,还有《人类学集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同时,在大后方兴起了“边疆学”和“边政学”,出版了一批与边疆有关的刊物,较著名的有蒙藏委员会编辑出版的《边政公论》、《边疆通讯》、《蒙藏月报》。中国边疆学会出版有《中国边疆》、《边疆月刊》、《边疆周刊》。中国民族学会(成都)编辑了《西南边疆》、《边疆研究周刊》,还有《边疆人文》、《边事研究》、《边疆》、《边疆研究通讯》和《西南边疆》等。这些刊物也登载人类学民族学的调查报告,这一时期出版的人类学、边疆研究、少数民族研究的定期刊物有近30种。抗战及战后,西部地区的人类学调查研究盛极一时,是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第31页，课件共62页，创作于2023年2月第二阶段的中国人类学发展有以下特点:第一,政府组织了大规模调查。国民政府对西部地区开展的大规模少数民族调查,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这些调查,突破了以往国内人类学调查中学术团体及研究者个人考察的局限性,系统搜集全面的民族资料,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这种政府组织,专家参与的运作机制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直接观察、典型调查等方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民族调查提供了某些借鉴。同时,政府调查又促进了人类学的发展。第二,调查种类齐全。其中,既有官方调查,又有学术团体调查和学者个人调查,形成政府调查为主,学术团体及个人调查为辅的局面,并明显带有解决现实问题的目的。

第32页，课件共62页，创作于2023年2月第三,人类学调查研究与边疆问题结合,形成了政治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边政学。1942年,吴文藻的《边政学发凡》一文,成为边政学的奠基之作,他提出边政学的研究对象是边疆民族的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等问题,其宗旨在于“以边政学为根据,来奠定新边政的基础,进而辅助新边政的推行。在中国,人类学的应用在于边政、边教、边民福利事业,以及边疆文化变迁的研究”。吴文藻先生提倡边政学,实际上是他社会学、人类学中国化主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他社会学、人类学中国化的具体尝试。第四,在调查的深度和广度、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数量等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这一阶段中国人类学“达到一个至今难以逾越的高度”,被国外同行看成是“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第33页，课件共62页，创作于2023年2月1950~1979年,是中国人类学曲折发展的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政权的建立对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化人类学这一名称因为在欧美学术界普遍使用,基本理论框架受欧美学术的影响,因此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在建国初期,由于中国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学科体系受苏联影响较大,而苏联学科体系中人类学仅指体质人类学,民族学被认为是属于历史科学的一门学科。结果,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的名目不再出现,以民族学取而代之,全国各大学的人类学系、民族学系或被停办或被取消,相关研究人员被并到其他科系。（三）、曲折发展阶段(1950~1979年);第34页，课件共62页，创作于2023年2月第35页，课件共62页，创作于2023年2月第36页，课件共62页，创作于2023年2月第37页，课件共62页，创作于2023年2月这一阶段,开展了一些少数民族调查,但对汉民族的调查研究有所忽视,而且为了现实的需要,民族研究又长期定格在民族政策、民族经济、民族划分等方面,因此20世纪50年代后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是曲折的。同时也应看到,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类学研究没有中断过田野调查,并取得了一些成果,突出体现在新中国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方面。通过五六十年代的民族识别和民族调查本身是值得肯定的,国家投入充足的资金,各级政府部门密切配合,调查者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收集的资料比较准确。只是因为1958年后的政治空气紧张,调查报告的编写有了许多顾虑和规定,出现了调查报告中充满政治术语和套话等现象,但有用的资料还是不少的。第38页，课件共62页，创作于2023年2月第一,调查范围和规模超过以往任何时候。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田野调查主要集中在西南和西北地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派出数以百计的调查者,对所有少数民族开展广泛调查,调查材料的字数逾千万,这样大规模的田野实践为其他国家的同行们提供了特殊的经验。第二,调查研究种类单一。政府组织的调查成为唯一调查类型,学术团体和个人的调查几乎绝迹。由于这时人类学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学说”人类学是以民族学的名义存在,而当时中国民族学是在“少数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旗帜下进行的,民族学被片面认为就是少数民族调查,因此忽视了对汉民族的调查研究。第三阶段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