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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敦煌壁画供养人服饰演变研究

一、五代时期敦煌供养人服饰的历史分期

（一）五代早期（907-923年）的服饰特征

五代初期，敦煌地区处于归义军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双重影响下。供养人服饰延续晚唐遗风，男性常着圆领袍衫，女性则流行宽袖襦裙搭配披帛。莫高窟第98窟曹议金家族供养像中，女性头饰以高髻插花为主，衣料纹样以团花纹、卷草纹为典型，反映出丝路贸易带来的织物技术交流。据敦煌文书P.3418记载，此时服饰材质以绢、绫为主，局部使用金银线刺绣，彰显贵族身份。

（二）五代中期（923-947年）的融合与创新

随着曹氏归义军与于阗、回鹘的联姻加强，服饰出现胡汉交融特征。莫高窟第61窟于阗公主供养像中，出现翻领对襟长袍与联珠纹锦缎，腰束蹀躞带的游牧民族元素。女性妆容趋向浓艳，面饰花钿、斜红，与《新五代史》中“妇人竞为妆饰”的记载相印证。此时供养人画像中出现大量织金锦、缬染工艺，体现出丝绸之路上粟特商团的技术传播。

（三）五代晚期（947-960年）的地域特色形成

曹元忠执政时期，敦煌服饰完成本土化转型。榆林窟第16窟供养人像中，男性幞头后脚加长至肩部，女性襦裙腰线抬高至胸际，形成独特的“敦煌样式”。织物纹样中，狮子、骆驼等西域动物纹逐渐被莲花、忍冬等佛教符号取代，反映出宗教信仰对服饰审美的渗透。敦煌研究院统计显示，晚期壁画中供养人服饰的红色系占比达62%，远超中原地区，可能与当地朱砂矿藏丰富有关。

二、社会阶层与服饰差异的视觉表达

（一）贵族服饰的礼制符号

曹氏家族供养像中，节度使冠冕垂十二旒，夫人翟衣配六钿花钗，严格遵循《开元礼》规制。莫高窟第454窟的曹元忠像，其革带悬挂鱼符、算袋等七事，腰间蹀躞带孔数达九孔，远超唐代官员五孔之制，显示归义军政权在礼制上的自主性。

（二）僧侣与庶民服饰的世俗化

敦煌文书S.2575记载，寺院僧人常接受信徒供奉的“紫罗袈裟”。壁画中僧侣服饰出现织锦镶边，如莫高窟第146窟僧人像的袈裟边缘装饰连珠纹，反映宗教服饰的世俗化倾向。庶民服饰则以交领短褐为主，榆林窟第38窟农夫像中，可见绑腿、麻鞋等实用装束。

三、多元文化交融的服饰呈现

（一）西域元素的吸收与转化

于阗供养人像中的卷云纹锦袍、回鹘样式的桃形冠，在曹氏画院中被改造为对称式宝相花纹样。莫高窟第409窟回鹘王子像的团窠对兽纹锦袍，其构图方式明显受到粟特织锦的影响，但兽形已从祆教圣兽转化为祥瑞图案。

（二）中原礼制的在地化实践

曹元德供养像中的曲领中单、蔽膝等元素，虽源自《周礼》记载，但材质改用敦煌本地生产的絁锦。女性供养人像的帔帛长度从唐代的3米缩减至1.5米，适应西北多风沙的气候环境，体现功能性的改良。

四、服饰演变的艺术表现手法

（一）色彩体系的嬗变

通过光谱分析，早期服饰以土红、石绿为主，中期增加青金石蓝，晚期大量使用铅丹红。莫高窟第100窟曹议金夫人像的朱砂红裙，其色度达到CH值12.5，远超同时期中原壁画水平，显示敦煌画工对矿物颜料的独特掌握。

（二）纹样构图的时代特征

早期团花纹直径多在8-10厘米，中期发展为12-15厘米的复合式团窠，晚期则出现打破对称的“破式团花”。巴黎吉美博物馆藏CH.0017绢画中，服饰上的菱格纹与敦煌藻井图案形成空间呼应，体现绘画语言的统一性。

五、性别差异与服饰身份建构

（一）女性服饰的符号系统

贵族女性供养像中，裙腰高度与身份等级正相关。曹元忠夫人像的裙腰线位于胸线上5厘米，配以七层绢帛衬裙，而侍女的裙腰仅及腰部。头饰方面，从初期的单凤钗发展到晚期的三凤冠，象征权力的递增。

（二）男性服饰的政治隐喻

节度使像中的幞头脚材质，从早期的纱罗发展为贴金箔的硬脚，象征军事权威的强化。莫高窟第454窟张议潮像中，其佩剑长度从初唐的70厘米增至100厘米，剑格镶嵌绿松石，体现归义军对武力的推崇。

结语

五代敦煌供养人服饰的演变，既是政权更迭的物质见证，也是多元文明交融的艺术结晶。从早期的唐风延续到晚期的敦煌样式形成，服饰的形制、纹样、色彩体系，不仅反映着丝路贸易的技术传播，更承载着地方政权构建文化认同的政治诉求。这种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取得的平衡，使得敦煌服饰成为中古时期东亚服饰史研究的独特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