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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国际经济学 差别消费权重、生产率与实际汇率 ——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的扩展 鄂永健，丁剑平 摘要：文章在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在总消费中的权重，以及本国可贸易品和进口品在总可贸易消费品中的权重在国家间可以有差别的假定下，在一个两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分析了生产率对长期实际汇率的影响，以对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BSH）进行扩展。结果发现：本国可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上升不一定会导致本币实际升值，而外国可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上升也不一定会导致本币实际贬值；两国相对可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通过影响贸易条件可以对实际汇率产生影响，而传统的BSH忽略了这一渠道。接下来以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的实证研究显示，差别消费权重假定下生产率对实际汇率的解释能力较传统BSH有显著提高。 关键词：差别消费权重 生产率 实际汇率 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 引言 实际汇率作为一个实际经济变量与实际GDP类似，其长期演变应由经济中的供给方面决定，而生产率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Balassa-Samuelson Hypothesis, BSH；Balassa，1964；Samuelson，1964）表明了生产率在长期实际汇率决定中的作用。该假说将实际汇率对购买力平价的长期偏离归于部门间生产率增长的差异 ，当一国可贸易品部门相对不可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增长速度快于另一国时，本国不可贸易品价格水平的上升速度就会超过另一国，进而导致该国货币相对另一国货币出现升值趋势。进一步由该假说可以推出，经历快速经济增长的国家会伴随着本国货币的实际升值。 虽然很多实证研究（Marston，1991等）证实，在日本经济快速成长时期，日元大幅升值的主要原因是其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快速增长，但除日本之外支持BSH成立的证据并不是十分明显。比如，Ito ea al. (1997)对APEC国家的研究发现，BSH在日本、韩国和台湾成立，但在其他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尼等不成立；Faria et al. (2003)对日本、英国、德国、美国四个国家之间的双边实际汇率与相对生产率的关系进行检验，结果不支持BSH；高海红（2003）采用七国集团的数据对Faria et al. (2003)的简化式模型进行检验，也未发现明显的证据支持BSH。卢锋（2006b）计算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相对美国可贸易品部门相对不可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并以该“相对相对劳动生产率”为解释变量对实际汇率（直接标价法）进行回归，得到的回归系数系数显著为负，与BSH一致，但该回归方程的R2只有较小，这说明BSH只能解释一小部分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一些研究放松了原始BSH的某些假定——劳动力和资本在部门间可以自由流动、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规模报酬不变——从而强调需求因素（政府支出）在实际汇率决定中的作用（例如：Rogoff，1992；Asea和Corden，1994；Devereux，1999），但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政府支出可以影响长期实际汇率，因此这些对BSH的扩展只能增强对实际汇率中短期变动的解释力，还是无法充分解释其长期变动。 本文在坚持生产率是长期实际汇率主要决定因素的前提下，从各商品在总消费“篮子”中的消费权重的角度对BSH进行扩展。在原始的BSH中，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在总消费价格水平构成中的权重在国家间是一样的，而且在可贸易品中也未对本国产品和进口品加以区分，这意味着假定两个国家生产的两种可贸易品在总可贸易消费品中的权重，以及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在总消费品中的权重在两国消费者之间都是没有差别的。显然，这一假定在现实中是很难成立的，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而言。本文放弃国家间相同消费权重的假定，而代之以在差别消费权重的假定下分析各部门生产率对实际汇率的影响。另外，本文借鉴近十年兴起的新开放宏观经济学（the New Open Economy Macroeconomics, 简称NOEM）的分析框架，在一个存在垄断的两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分析生产率与均衡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我们的模型与Benigno和Thoenissen（2003）的模型最为接近，但后者关注的是整个供给行为对均衡实际汇率的影响且假定存在消费的本国倾向（home bias in consumption），而本文将重点放在生产率上且并没有事先假定存在这种消费的本国倾向。 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接下来的第二部分里将构建一个两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以分析差别消费权重是如何改变生产率对实际汇率的影响的，我们将会看到，这时本国可贸易部门生产率上升不一定会导致本币升值；第三部分以人民币/美元实际汇率为例，对第二部分模型的结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生产率对实际汇率的解释能力大大提高了；最后一部分是对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