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的多层次性研究论文.doc

十七年文学的多层次性研究论文 　　 　　“十七年”文学具有比较统一的意识形态化特征不过这仍是就总体上而言的“十七年”文学的特征并不能就此而被揽括於可训指出：“‘十七年文学’的多种阐释、评价的可能和空间亦即是它的新的历史叙述的可能性无须到这种高度政治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历史语境之外去寻找它就存在于也只能存在于这种的历史语境与文学文本的相互关系之中是这种的历史语境在生成这些文本的过程中同时也给我们留下的一种文本的间隙和裂缝”（2）虽然意识形态对”十七年”文学具有强大的塑造作用但在“十七年”文学中那些给当时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以及在今天看来称得上经典的作品从来都不是极端政治化的作品而是能反映特定时代生活丰富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政治和文学（人）的复杂关系的作品在“十七年”文学文本中政治与文学、个人与集体不可分离它们在特定时代中以“一币两面”而并非以分足鼎立的方式存在按照政治和文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面对文本的过程中我们永远都会疑问：对于“十七年”文学中存在的个人与集体的对立我们到底应该站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角度发言还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发言想给这样的问题找到一个正确答案似乎是不可能的而运用这种思维进行研究既不能还原历史的样态也不能使新的文学史研究跳出已有的研究框架因此近些年这种方式的研究已受到不断的批判和清理 　　 　　“十七年”文学的复杂性在于它体现了政治与文学的丰富性和矛盾性：一方面文学必须担负起弘扬官方意识形态的使命但另一方面如果这种“弘扬”违反了文学的精神那么它势必也对政治的宣传无济于事因此对“十七年”文学的认识必须从认识“十七年”文学中的政治与文学（人）的关系出发这里之所以不再关注政治中的“文学”和文学中的“政治”就是希望回到一种“历史化”的思维下对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文学这样一些本源性的问题存而不论而关注具体历史语境政治与文学的结合方式“十七年”文学有它特殊的处理政治与文学、政治与个人的方式其政治与文学的结合方式也是多样的正是因为这种特点才构成了“十七年”文学的多层次性具体地说在“十七年”文学的作品中既有政治化倾向明显的作品也就是政治性高于文学性的作品也有政治和文学结合得比较好的作品还有少数的注重个人文学表达的作品而在每个作品的内部其政治和文学结合的方式和程度也同样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有些地方的描写比较政治化、理念化而有些地方又能够把政治与人的关系处理得较好还有一些地方也会比较富有生活情趣并暗含一定的个人立场也就是说这种多层次性即表现在“十七年”文学的整体创作上也表现在具体的文本中就拿“十七年”文学对情爱的表现来说就既有被政治规范的革命化、阶级化的情爱描写如《艳阳天》中对萧长春和焦淑红的爱情描写就是以强调革命对于情爱的绝对优先性为前提的；也有对革命、阶级中的情爱的合理表现如《创业史》中对梁生宝和改霞的爱情描写就既包含了革命理性对情爱的制约也包含了情爱的力量和革命理性所构成的冲突和矛盾；还有通过间接、婉转的方式对情爱本能的正面表达如《山乡巨变》中多次对盛淑君和陈大春在约会时不经意的身体接触的描写就传达了作者对情爱本能的肯定；甚至也有对跨越阶级阵营的复杂的情爱关系的表达如《辛俊地》中对革命战士辛俊地和地主女儿桂香的情爱悲剧的描写就包含了政治与人性的复杂纠葛……这些情爱描写方式都是“十七年”文学所特有的表达的是作家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对爱情的认识和体验由此我们不能再单纯以“压抑”和“被压抑”的模式来看“十七年”文学中的欲望表达政治中的个人有不同层次、不同形态的呈现方式并且它们可以和意识形态之间形成一种多维的张力关系 　　 　　“十七年”文学文本中存在多种政治与文学（个人）关系的表达有些是主流的、显性的、与政治比较合一的文学形态有些是边缘的、隐性的、与政治有一定差异的文学形态也有一些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文学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十七年”文学文本内部是各种不同性质的内容的杂糅对此詹姆逊的解释可以提供一定的思路他认为“每一种文类－叙事模式就其存在使个体文本继续发生作用而言都负荷着自己的意识形态内容”“在一个文本内部不同的叙事形式或‘文类模式’可以共存并形成有意义的张力”（4）“十七年”文学文本中各种叙事形式的共存可以是一种和谐的张力关系当然对于具体的文本来说是否能达到“和谐”以及“和谐”的程度如何这又要具体分析有人说：“十七年”文学“既是高度一体化的又是充满异质性的是一体与异质之间的复杂缠结”（5）我同意这样的观点正是因为这样不同的人才会看到不同的文学史风景而既然是“一体与异质之间的复杂缠结”那么如何在这种“纠结”中对“异质性”的内容进行把握就成了关键所谓“异质”当然“异”的是政治的“质”但对“十七年”文学来说这种“异质”只能是相对的关注“十七年”文学中的个人化的、审美化的表达并非是要以某一种固定的价值为标准洪子诚表达他对“个人”的理解具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