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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 从公共政策视角看完善我国公民利益表达机制 　　摘要：公共政策是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完善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是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前提。当前我国公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存在着利益主体的权利意识缺乏、利益表达的非均衡性、利益表达体制不完善、非制度性利益表达增多等问题。解决的路径是：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政治生活的现代化；积极培育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加快民间组织发展，增强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意识；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拓宽表达渠道；积极推进权利平等，实现利益表达方式理性化。 　　关键词：公共政策；利益表达；权利意识；利益表达机制；完善 　　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0031-03 　　引言 　　2012年7月，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国就发生了两起因重大项目决策不当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其中“什邡事件”的起因是什邡市动工建设“宏达钼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综合利用项目”，由于这个项目被曝有极大的负面环境影响，导致大量群众集会游行，之后，什邡市政府表示将不再建设钼铜项目。“启东事件”的起因是由于担心日本王子纸业集团准备在当地修建的排污设施会对当地民众生活产生影响，数千名启东市民在市政府门前广场及附近道路集结示威，并冲进市政府大楼，之后，南通市政府决定永远取消有关王子制纸排海工程项目。这两起群体性事件的酿成暴露了地方政府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方面存在问题。从公共政策角度分析，这是由于当地决策部门在重大事项的决策过程中，没有解决好广大利益相关群体的利益维护和利益表达问题，导致群众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回应，又由于正常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才导致了群众用非理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因此，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完善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是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前提。 　　一、公共政策视角下的利益表达 　　“要了解政策的形成，不仅必须知道哪些集团表达利益，还必须知道这些集团在表示什么样的政策倾向。”[1]马克思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2]利益的实现是一个包括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确定、利益满足等环节过程。在诸环节中，利益表达是人们通过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不同需要。美国著名学者戴维?伊斯顿从政治系统分析理论出发，认为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权威性决定的输出，因此它是对全社会的价值的权威的分配。[3]这里的价值“它不仅包括食物资金，还包括权利、荣誉、服务等等有价值的东西”。[4]其中的价值分配可以用利益分配来代替，也就是说，公共政策是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从利益的视角，公共政策可以定义为：“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通过对社会中各种利益进行选择与整合，在追求有效增进与公平分配社会利益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5]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如果没有充分的利益表达，利益就无法整合，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就难以保证。国家公共权力主体能否给予不同社会利益主体公平的利益表达机会并做出合理的回应，依赖于较为完善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 　　比较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和鲍威尔认为：“当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一项政治要求时，政治过程就开始了。这种提出政治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1]利益表达是指由社会各阶层的代表或个人，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向国家公共权力主体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以影响政治系统政策输出的过程。政府与政治过程的实质就是公共权威把社会价值或社会利益加以确认和分配的过程。阿尔蒙德和鲍威尔把各种要求形成的过程分为“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在西方，由于社会利益结构分化的比较明显，社会利益表达现象比较普遍。而在中国，基于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的决策原则，执政党和政府在利益综合方面显得更为重要。当代中国的利益表达的主体包括两大类型：个体的利益表达和团体的利益表达。其中，利益表达的个体又可分为两类：普遍性利益表达个体，即公民个人；专业性利益表达个体，即各级党代表、各级人大代表和各级政协委员等。利益表达的团体又可分为三种形式：制度性利益表达团体、结构性利益表达团体和功能性利益表达团体。 　　个体的利益表达指的是一些个人或极少数人的利益表达，他们无法拥有独立的手段来扩大其影响，没有多少机会与支持同样要求的其他人进行联系或交流，这种利益表达代表的是纯粹个人或极少数人的意愿和要求，而不是群体性的利益和要求。在中国，个人作为利益表达的主体的重要性要小一些，这与中国公民的参与意识和素质有关，更与中国的制度安排排斥自主的利益表达有关。中国社会中最经常最有效的个体利益表达发生在基层组织的政治过程中，如在村民委员会、村民代表大会、党的基层组织和企事业单位中。团体性利益表达是指一些特定机构或团体的利益表达，这些团体的成员来自许多部门和地方。主要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