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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共产党宣言》研究的十大进展 近年来《共产党宣言》研究的十大进展：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难点课题，其研究成果不断创新。尤其是近十年来，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论著相继发表，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表现在对《宣言》出版和传播的研究，对其文本的解读、意义的阐释，以及对《宣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成果的关系的论述等方面。 1.关于《宣言》出版时间的考证 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放教授通过长期的跟踪考证，以大量确凿的史实论述了《宣言》出版的精确日期。他认为，只凭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著述，无法解决《宣言》的确切出版日期问题，只有通过知情人的记叙和有关证实资料，才能弄清真相。他最终确定2月24日为《宣言》出版日，并对《宣言》出版时间的另外几种说法（如刘师培的2月下旬说、朱执信的2月10日说、前苏联的2月27日说等等）进行了辩驳。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麦泽尔从印刷史的角度考证了《宣言》的出版时间，印证了高放教授的观点。 2.关于《宣言》第一个中译本（陈望道翻译）的蓝本问题 日本专门从事中共创立史研究的专家石川祯浩基本解决了这个难题。他认为，陈译本基本上是依据日文蓝本进行翻译的，很难找到他参照了陈独秀提供的英文版的痕迹。陈望道所依据的原文是《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所刊载的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合译的《宣言》，只是在译语的采用上没有固守《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上的译语，而是对一些词句作了修改，采用了当时通行的语言。观泉赞同石川的说法，并引用了1920年9月30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沈玄庐所写的一篇启示予以说明。 3．关于《宣言》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问题 张红兰对《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研究，指出《宣言》的片段文字最早传入中国是在1899年。此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向国内介绍《宣言》的思想。王列平系统梳理了《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分三大块：一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宣言》的早期传播；二是五四运动推动了《宣言》的翻译传播；三是《宣言》全译本的正式出版。 4.关于《宣言》广泛传播的原因 李军林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进行了解读，指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有着某些契合点。如传统大同理想、民本思想、经世致用思想和敢于斗争的传统等，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民主性精华，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 聂锦芳从《宣言》创作史的角度论述了其广泛传播的原因：尽管《宣言》是一部“委托”之作，且成文时间非常仓促，所以从定稿的结构来看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宣言》在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序列中篇幅短小，语言通俗，又是具体的政治组织纲领，故更容易被普通民众特别是劳动者所接受；同时，当马克思主义发展谱系中政治家成为主角的时候，他们的评价更形成了单纯的学者和理论家难以起到的影响力；最后，当大规模的出版、宣传成为一种“国家行为”的时候，在普通民众的印象和理解中，《宣言》的思想就同马克思主义划上等号了。但也有学者不同意聂文的观点，认为判断一部马克思主义文献是否是“经典”，不能单纯从“文本学”角度着眼，而是要结合它的思想内容和结构形式，看它在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这就从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层面阐释了《宣言》之所以得到广泛传播的原因。 5.关于《宣言》关键词Aufhebung的译文选择 李桐对《宣言》中“Aufhebung”一词的翻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宣言》中有一句集中概括其理论原理的话语，那就是“消灭私有制”，这话的原文是“AufhebungdesPrivateigentungs”，在汉译本《宣言》中，将Aufhebung翻译成“消灭”是一种误译，与马克思主义的本意是相违背的。文章指出，在语义上，Aufhebung根本不含“消灭”的意义，而只有“废除”及有关含义；在逻辑上，“扬弃”和“消灭”是不同层次、不同思维方式的范畴。因此，作者建议恢复Aufhebung的原意，据不同上下文，改译为“扬弃”或“废除”。高放支持李桐的观点，但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消灭私有制”应当改为“扬弃私有制”。当然，并非《宣言》中凡是用“消灭”的都要改用“扬弃”，还要根据德文原文和中文的协调搭配采用不同的词。王振中不同意上述看法，他在《经济学动态》等杂志上撰文指出，Aufhebung一词翻译是否准确，应联系《宣言》的上下文（无论是用德文还是用英文，这里只能是“废除”或“取消”的意思），还要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其他著作中的提法来考察。即使从哲学的角度讲，德文“扬弃”一词有积极和消极双重含义，并且，“消灭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