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困境及出路.doc

论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困境及出路 摘要:民主与监督具有一种内在的互动关系，舆论监督是民主政治得以实现的基本途径，它在民主政治制度建设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新闻舆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现象和无形的社会力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当今，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仍受到各种羁绊和困扰。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典型的“富士康天价索赔案”分析，运用由特殊到一般的研究方法，分析我国新闻舆论监督所面临的法律困境。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剖析法律困境形成原因，提出实际可用并有建设性的对策。 关键词：新闻舆论监督、法律困境、对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新闻媒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新闻舆论监督依靠媒体而形成的公众舆论监督。它是一种宪法权利，是公民言论自由和知情权的延伸。现阶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我国在规范和调整新闻舆论监督方面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宪法、法律为中心，以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党的方针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六个层次的新闻舆论监督法律制度体系。但是在实践中，我国的舆论监督仍面临重重困境，新闻诉讼不断。深入剖析新时期法律困境形成的原因，才能为走出困境提供理论基础和方向指导，也将促进我国新闻舆论监督行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1、我国新闻舆论监督面临的法律困境 据有关统计，近年来，我国因新闻舆论监督引发的新闻官司已经发生1000多起，新闻界的败诉率却高达60%。（1）2006年的“富士康天价索赔案”就是近年来最为典型的、最具代表性的一起新闻侵权诉讼案件。 2006年6月15号，《第一财经日报》发表记者王佑采写的第一篇关于富士康的《富士康员工：机器罚站12小时》。6月22号，《第一财经日报》刊发她的第二篇报道《富士康离职女工：连续作业12小时已是家常便饭》。7月3号，富士康科技集团下属公司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以名誉侵权为由，将《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王佑、编委翁宝诉至法院并索赔3000万人民币。7月10号，深圳市中院根据富士康的要求查封了两人的房屋、汽车，并冻结他们的银行帐户。8月28号，《第一财经日报》发表声明指出，记者刊发的富士康报道系职务行为，报道详尽、翔实。报社坚决支持二人应诉并承担由此引发法律责任，保留反诉或另行起诉的权利。同时组建律师团。8月30号，富士康要求追加《第一财经日报》为被告，又将索赔金额从3000万元降到1元。9月3号，双方发表联合声明：本着“和谐发展，善意解决”的精神，富士康撤诉，双方握手言和。并承诺携手合作为创建和谐社会、增进劳工权益而努力。 “富士康”案折射出目前我国新闻舆论监督客观存在的一些问题，新闻舆论监督该如何下去，这恐怕是很多媒体人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也是一个让他们无所适从的问题。媒体人的社会良知让他们无法彻底抛开监督的义务，残酷的社会现实让他们在舆论监督的路上顾虑重重、举步维艰。主要表现在： 1.1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得不到切实的保障。 “言论自由，从内涵来看，即把所见所闻所思以某种方式或形式表现于外的自由，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1）收集、获取、了解各种信息和意见的自由。2）以某种方式或形式将所见所闻所思形之于外的自由。3）传播某种信息和意见的自由。”（2） 英国的政治学家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一书中指出，唯有保障包括出版权利、报道权利和批评权利等在内的言论及出版自由，才能使真理战胜邪说。言论自由是维系社会安定的阀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没有了正常的发泄渠道，会引爆整个国家大锅炉。为防止川崩而墉决，杰费逊说言论自由是国家安全的最后保障，在言论自由的强烈阳光照射下，任何腐败都可能被消灭，任何阴谋都可能会败露。我国的言论自由也有一定的发展阶段。封建社会发表言论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权利，而处于社会底层又占据社会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则被无形地剥夺了言论自由的权利。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大清朝的“文字狱”等都成为了禁锢言论自由的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人迎来了自己的“文艺复兴”时期，即五四运动，作为一次思想的启蒙运动，五四运动大力倡导言论自由。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更是从立法上来保障人们的言论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这其中也包括新闻自由。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第二款：人人享有表达自由；该权利应包括以口头、书面或印刷物、遗书或自己选择之其他方式，不分国界地寻求、接受和传播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 法律条文的存在成为人们自由发表言论的有力依据，大众传媒的存在则为人们自由发表言论提供了平台与空间，应该说是可喜的进步。但这些泛泛的规定在实际生活中缺少具体的可操作性，实际执行中往往无法可依。以致出现大量违宪不违法现象。按照法律规定，人们可以借助大众传媒发表言论、表明自己的立场、阐述自己的意见。同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