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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美学灵魂的出走
认识三毛,是个好季节。
三毛正在撒哈拉,为安顿那颗出走的美学灵魂,布置了一座精致的精神家园。
一时间,追随三毛的流浪,成为一代女生的憧憬。手指画着浪漫不安的年轮,在大学校园里梦游,然后经历了一种自由美学大逃亡,让流浪伴随我们生活老去。而今天命之际,重读三毛,相契依旧。
“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这是娜拉离家出走时的话,她的摔门声惊动了欧洲,传到中国,引起一个时代的出走浪潮。
鲁迅先生曾问“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先生不能想象“娜拉”为自由还可以去流浪,他让他的“娜拉”――子君死了,死于时代的促狭,死于一个体面的爱情被物质打倒的永恒话题。
而易卜生的娜拉结局终究如何?易卜生喜欢留下问题,不喜欢提供答案。其实现实有许多自由的心灵,已经迫不及待去试验了,答案已经有了。
就在我们以为鲁迅先生终结了“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追问时,三毛的美学出走带来一小块儿沙漠色调的个性生活以及平易温暖的人性叙事风格,再一次引发了我们对美的人生思考,以及为自我的美学人生出走的愿望。
三毛来了,她不是带着有关娜拉的社会问题来的,她已经突破了家庭和社会的拘囿。鲁迅安排子君从家庭和社会的网罗中出走,但他仍然让子君背负着家庭和社会的沉重压力,他的文学价值祈向让具有美学范式的爱情自由戛然止步于物质的门槛前,让爱情的小鸟依偎着一个稚嫩的肩膀,出走之梦必然破灭。用思想之剑挑开悲剧的帘幕,展示着残酷,给观众以绝望。无疑,先生的思想是接地气的,但思想的探索不仅于穿透现实的犀利,还要有超越时代的理想导引,那就是个体作为独立原子的觉醒,这正是子君与三毛两种的结局。在失去经济保障时,子君只好再次向家庭和社会妥协,最终难逃一死。子君没能成为三毛,是鲁迅的局限。
与子君不同,三毛就是一个觉醒了的个体独立原子,为了自由,她可以自我放逐,她的瘦弱之躯却承载一颗四两拨千斤的头颅,化解了来自体制化的压力。社会对三毛来说太大,她只是一个爱想入非非的女孩,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却明白要往她的梦想中去,可通往梦想的路在哪里?在流浪的路上。三毛突破了家庭,突破了社会,突破世俗的功利性,是思想者的流浪,她提供了一种出走的流浪方式。
娜拉的问题,就像流行的红木家具,是个又贵又重的女权问题,而三毛的问题很轻,轻得如林中小鸟活泼泼地飞,如山间小溪哗啦啦地流,都是些她个人的心思和日常茶饭事。问题不大,她很认真,要自己面对。她不愿意个人问题被体制化,让自己去背诵一份统一的答案。
大概三毛倔强的性格外,一旦认定了的事儿决不妥协。她觉醒了就不想再糊里糊涂地睡过去,而且人生而自由恐怕是她在五岁读《红楼梦》时就“附体”了。于是她执着于自己的真实需求,不虚妄,不矫饰。正如她所言,她常常出轨犯规,异于众流。也许这正是她的福分和幸运,让她没有被文明体制化。她的出走就是一次人本色的回归。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必由之路,只是有些人轻装远行,有些人重负难为。
我的故乡在远方,文明隔离了精神原色,故乡便渐行渐远。
一曲《橄榄树》,从天而降,感动了大江南北,便是对这位美学灵魂流浪者的盖棺论定。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流浪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为了山涧清流的小溪
为了宽阔的草原
流浪远方流浪
还有
为了梦中的橄榄树。
流浪多半是为了保守自由的尊严,而“橄榄树”则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寓意。这一普世价值就是人的基本价值――自由。获得自由是一次自我实践,重在剥蚀掉层层束缚、还原一个真正的自我的过程,无需外来的力量,也没有主义附丽其上以增加它的崇高意义。
自由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的特殊性生活,具有常识性的生活,为自我而活,这便是人生而自由。当三毛感到不自由时,感到将要失去自我的危险时,她只好放逐了自己,让灵魂流浪,去寻找能够安顿她的灵魂之所,回归人之初。她在撒哈拉找到了自我,就找到了自由。对于三毛来说,自我和自由是手心和手背的关系。像她这样能够放下文明赐予的一切,在沙漠里回归原朴状态的人,才能将自由处理得得心应手。如果自由就像日常茶饭事一样,自由离我们还会远吗?
爱情是最有女人味的问题,如果被体制化了,便毫无滋味可言!
生活在异化里,荒诞紧随之,常识消失了。相对来说,肖申克监狱的异化,因着文学的想象力,变态毕竟要受制于人性的底线。所以,现实比想象更离奇。
肖申克监狱里有一位囚徒,那是完全被监狱体制化了的囚徒,他的生命与监狱融为一体,不可分离,以至于当他从监狱出来时,竟然无所适从,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往何处去。
所以,他只好去死,以死为契机,让我们认识到被体制化的悲剧。其实,这也是子君死去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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