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隐逸思想对马致远创作影响.doc

孔子隐逸思想对马致远创作影响 　　马致远，号东篱老，大都人，约生于1250年左右，卒于1321年以后。他与关汉卿、白朴、郑光祖并称为“元曲四大家”。因其杂剧有不少“神仙道化”题材，所以这位“曲状元”又被人称为“马神仙”。同时，他对散曲创作的贡献也很大，尤其是其隐逸散曲把元曲中的隐逸情调提升到了哲理层次。而这些成果的取得与儒家孔子的手段式待时之隐思想有着很大关系。 　　 　　一、青年马致远“献赋之路”的破灭 　　 　　和中国传统文人一样，马致远也想“学而优则仕”，在官场上有所作为。但传统的科举进仕在元代是难以实现的，原因在于元代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朝代，出于把持政权的需要，蒙古统治者对读书人最重要的入仕途径――科举考试，采取的是时断时续的策略。因为蒙古人文化水平低，要是按科举考试入仕为官，政权很快就会被汉人架空，而作为统治者又需要笼络人心。所以元代统治者既注意遵用汉法和任用汉族文人，却又不普遍实行。蒙古统治者这种权术策略给汉族文人带来了一些幻想，但更多的是失望。这在马致远身上休现得犹为明显。 　　因科举之路不通，青年马致远企图学司马相如走“献赋之路”。马致远自称曾在京20年，在这20年间，热衷功名的青年马致远所要作的事情就是要以文彩打动统治者。这一时期，他创作了杂剧《汉宫秋》。一些人认为《汉宫秋》中表现了马致远的反抗性和爱国主义思想。但恰恰相反，这不过是马致远向元朝蒙古统治者示好求取功名的“《长门赋》”。原因在于《汉宫秋》是马致远早期的作品，也就是至元中期，正是马致远为取得功名“且念鲰生自年幼，写诗曾献上龙楼”的青年时期，说其作品具有反抗性和爱国主义思想是很牵强的。而且在《汉宫秋》的后集中马致远不是替皇家诵扬了“寰海清夷，扇详风太平朝世，赞尧仁洪福天齐。乐时丰，逢岁稔，天开祥瑞，万世皇基。股肱良庙堂之器。”（[中品?粉蝶儿]）“祝吾皇万万年，镇家邦万万里。八万齐贺当今帝，稳坐盘龙亢金椅。”（[尾]）可见，青年马致远创作《汉宫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什么反抗和爱国，而是借其作品来打动统治者，就如司马相如的《长门赋》一样。然而，他的这些举动收效甚微，这些从其另一杂剧《荐福碑》中可以看出，在《荐福碑》中马致远借张镐之口云：“问黄金谁买《长门斌》，好不值钱也，者也之乎。”看来学习司马相如走“献赋之路”是不行的，马致远只好走另一条路，那就是儒家孔子所推崇的手段式待时之隐之路。 　　 　　二、儒家孔子所倡导的待时之隐与马致远创作神仙道化剧的原因 　　 　　1.儒家孔子所倡导的待时之隐 　　说道儒家的待时之隐要从孔子说起，孔子一生周游列国，游说诸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称他为一个积极入世者无可非议，但是积极入世并不代表没有隐逸的思想。积极入世难免经受挫折，由挫折而想到隐逸，是很自然的。孔子虽反对逃避责任，但他的入世原则是“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他又发感慨说“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也”。这说明孔子虽然有入世救世的愿望，但对隐逸还是有所赞同的。但孔子的隐逸主张与道家的隐逸主张是有区别的，甚至是截然不同的。 　　在《论语?季氏》中，孔子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久矣，未见其人也。”“隐居以求其志”一语可以视为孔子隐逸思想的核心，也是其不同于其他隐者的地方。在孔子看来，隐居避世也好，出仕参政也罢，目的相同，都是为了实现个人的志向。而“仕”和“隐”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两种途径罢了。至于选择哪一条途径，则因时因势而不同。“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在孔子眼中，“仕”与“隐”并不是一生中不能变更的永久性选择，人生的每个阶段，人们是可根据具体实际情况来选择“仕”或“隐”。这说明，孔子的归隐是“天下无道”或个人“不得志”时的无奈选择，是反抗现实社会的方式，更是待时而动的权变。因此，归隐在更大的意义上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故这种归隐是一种灵活变通的归隐，是一种便于实践的归隐，不像道家所倡导的归隐，完全与红尘世界、功名利禄决裂了。所以孔子所倡导的待时之隐很容易打动后世那些不得志文人们的心，成为他们归隐的行动指南。马致远这个不得志的元代文人也采用了孔子这种手段式的待时之隐。 　　2.马致远创作“神仙道化剧”的原因 　　罗锦堂说：“元人杂剧取材于宗教者，道教多于佛教，盖自太祖成吉思汗礼遇全真派道士丘处机而受其教以后，有元一代，历朝君主，皆尊崇之，至元中叶以后，佛教势力始渐兴盛。当时之士，志不得伸，内心空虚，厌恶现实，而又不能潜修佛理，安于寂灭，故所受道教影响尤甚。”[1]这段话只道出了“神仙道化剧”兴起的原因之一。“神仙道化剧”兴起的另一个原因便是一些“生不逢时”的元代文人以孔子的手段式的待时之隐为行动指南的结果。因为，表面上这些“神仙道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