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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沈约的诗名与曲学
沈浩(441-513)出生于绍兴武康,是宋代、齐、梁三代的成员。他以其丰富的知识、成就和历史影响力而闻名。论述其史学者有之,评骘其诗文者有之,全面考订其生平、思想者亦不乏人。然则既有的研究成果固然令人欣喜,却也存在着不少有待弥补的不足,并突出地表现为缺乏对沈约治学历程、仕途进退之迹及其内在关联的动态考察。从总体上看,沈约为学确乎出入经史子集之间,也曾兼治道教释宗义理之学,但他对于各类学问的研讨,既有其时序上的先后之别,在他治学重点不断转移的背后,又隐藏着值得深究的内因、外缘。兹本诸相关史传,旁参沈约及其友人所作之诗文,勾勒其治学重点转移和仕途进退的轨迹,并分析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探讨其中所隐含的文化意义。
吴兴沈氏虽世尚戎武,但自东晋末年以来,在席卷江左的右文思潮的深刻影响下,其部分族人产生了偃武修文的内在冲动。譬如沈演之虽“家世为将”,却“折节好学,读《老子》日百遍,以义理业尚知名”
在元嘉三十年(453)的“二凶之乱”中,时任淮南太守的沈约之父沈璞,因追随故主始兴王刘浚而“不从义师”
在《宋书·自序》中,沈约自称“常以晋氏一代,竟无全书,年二十许,便有撰述之意”。诚然,时至大明四年,其能囊括两晋史事以成一代之典的完作,确实付诸阙如,但早年泛览百家的沈约,之所以在此时特别致意史学,显然不可能仅仅缘自他所谓的对于“晋氏一代,竟无全书”的抱憾。如所周知,传统史学发展到刘宋中叶,不但早已突破经学的藩篱而独立成宗,而且已然成为当时的显学。当此之际,沈约致趣其中的目的,很可能就是想通过修史邀名取誉,进而改变其“弱冠未仕”的现状。但实际上,他并未如愿。
《梁书》卷十三本传称沈约起家奉朝请,但究竟何时,未予交代。近者,刘跃进、林家骊皆系之于大明五年(461),姚振黎、陈庆元则以为其时至迟不过宋明帝泰始二年(466)
沈约文才的被认可,不仅时在起家奉朝请之后的泰始(465—471)初年,而且彼时予以认可者似乎仅蔡兴宗(415—472)一人而已。也正是在蔡氏的支持下,沈约方才着手撰写《晋书》,此观其《宋书·自序》可知:
史臣……常以晋氏一代,竟无全书,年二十许,便有撰述之意。泰始初,(征)[安]西将军蔡兴宗为启明帝,有敕赐许,自此迄今,年逾二十,所撰之书,凡一百二十卷。条流虽举,而采掇未周,(永)[升]明初,遇盗失第五帙。
由此也不难发现,至少在“有敕赐许”之后,沈约的兴趣其实已不在史学。惟其如此,其《晋书》晚至宋顺帝升明(477—479)初年仍未定稿。
对于沈约解褐后直至刘宋末年的行迹,《梁书》卷十三《沈约传》的相关记载比较模糊,其词曰:
起家奉朝请。济阳蔡兴宗闻其才而善之;兴宗为郢州刺史,引为安西外兵参军,兼记室。……及为荆州,又为征西记室参军,带厥西令。兴宗卒,始为安西晋(安)[熙]王法曹参军,转外兵,并兼记室。入为尚书度支郎。
事实上,这段文字不但阙载了沈约追随蔡兴宗游宦会稽郡的历史,而且虚构了他就任“征西记室参军,带厥西令”的经历,更有意隐瞒了他在刘宋末年亲齐反宋的政治立场。
后废帝元徽二年(474)六月之后的刘宋政局,其实已为萧道成所把持。期间,萧氏不但权倾朝野,而且包藏不臣之志,从而与心系宋室安危的荆州刺史沈攸之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为钳制沈攸之这支异己势力,萧道成大致从元徽二年十二月开始,着力加强对横亘在荆州、建康之间的郢州的经略。自从蔡兴宗去世后未闻有入仕为官经历的沈约,很可能因为党附萧氏,而在此时被充实到晋熙王刘燮的安西将军府。其被收录于《艺文类聚》卷二十七的《愍途赋》,就披露了他此前仕途受阻时的栖惶,以及此际赴任郢州时的愉悦:
结榜穷渚,思临长屿。情依旧越,身经故楚。彼长路之多端,伊客心之无绪。欢因情而易失,悲由心而难拒。此江海之信辽,知余思之方阻。……依云边以知国,极鸟道以瞻家。免凄怆于羁离,亦殷勤于行路。叹余途之屡蹇,奚前芳之可慕。
对于族人沈攸之,沈约颇为憎恶,此观其《齐司空柳世隆行状》可知。这其中既有情感因素,毕竟他最初的政治靠山沈庆之是被沈攸之“以被掩杀”
萧长懋于元徽四年(476)来到郢州,此后直至升明二年正月,始终不曾离开夏口,沈约与萧长懋的结识理当始于此际。也正因为有着这层关系,他大致在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六月,被时任雍州刺史的萧长懋引为征虏记室、兼襄阳令,在建元四年(482)六月萧长懋被立为太子之后,更得以历任步兵校尉、太子家令等东宫要职,继续为之主管文书工作。与此同时,其文才经由文惠太子的称许,并通过《为柳世隆让封公表》、《为南郡王让中军表》等文的创制,得到了朝野上下较为广泛的肯定,也因此得以在建元四年、永明二年(484)、永明五年(487),先后被赋予撰写萧齐国史、起居注和《宋书》的重任。
《南史》卷七十七《恩幸·刘系宗传》称齐武帝尝云:“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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