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进_家庭社会资本和高等教育参和的初步计量.doc

家庭社会资本与高等教育参与的初步计量 （刘进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武汉 430074） 摘 要：社会资本计量研究面临三重困境：是否可计量的争议、计量指标体系的争议和数据信息采集的困难。本文尝试着通过间接计量和直接计量两种方法展开测度，探索社会资本的计量方法和家庭社会资本与高等教育参与的关系。 关键词：社会资本 ； 家庭社会资本 ； 高等教育参与 ；计量 “资本”的概念是当代经济学和社会学影响深远的解释图式之一。按照科尔曼的观点，每个自然人从一出生就拥有了三种资本，即：由遗传天赋形成的人力资本，由物质性先天条件构成的物质资本，由自然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构成的社会资本。其他的学者对个体或社群所拥有的资本的划分还有很多（如布迪厄谈到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符号资本），这些对资本的分类研究极大地拓宽了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视野。 高等教育的研究与资本研究也有紧密的联系。一方面，接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弱势群体进行代际资本积累实现阶层流动的最主要的途径。另一方面，资本反过来影响着教育公平的实现（而且这种影响绝大多数是负面的），按照教育公平的阶段划分，在起点公平阶段，个体或社群资本可能干预教育机会的获得，引起入学机会争夺的“马太效应”；在过程公平阶段，个体或社群资本可能对学业成就产生影响；在结果公平阶段，个体或社群资本则可能改变客观市场性就业评价标准（看关系而非成绩、能力）。 在我国，绝大多数情况下，学生的资本存量取决于家庭的资本存量，如有学者指出，在就业过程中“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大学毕业生所能够利用的社会资本水平”（郑洁，2004）。因此，近年来我国对于资本与教育公平的研究逐步发展到了对学生家庭资本开展计量。我国学者姜继红（2005）、郭丛斌、闵维方（2006），蒋国河、闫广芬（2006）等先后对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就业等关系进行过计量。 相比于经济资本、人力资本而言，国内有关学生家庭社会资本（family social capital）的计量研究非常匮乏，整体上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这本质上与社会资本计量面临着困境有关。本文通过对大量社会资本计量的已有研究展开综述，尝试着从困境中走出，搭建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课题组三项调查的成果，从直接计量和间接计量两个维度入手，探索我国家庭社会资本的计量方案，对我国学生家庭社会资本与高等教育参与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一、家庭社会资本计量的三重困境 家庭社会资本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Marjorbanks Maboya，2001），家庭社会资本计量面临的困境主要是由社会资本计量本身的困难造成的。 （一）家庭社会资本是否可计量的争议 社会资本是否可以计量是高校学生家庭社会资本计量面临的第一重困境。 当前学者对于社会资本内涵和外延的论述，主要都是围绕信任、网络和规范等方面展开。如布迪厄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的或潜在的网络资源的集合，认为“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Bourdieu,1980）。科尔曼进一步指出这种关系网络是建立在信任、规范与互惠等原则基础上的（Coleman,1988）。罗伯特·帕特南认为社会组织中诸如人际网络、规范和社会信任感等能能促进社会成员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进行的协作的因素就是社会资本（robert putnam，1990）。科恩和普鲁萨克认为社会资本主要由人们之间积极的联系构成，但他和和很多学者同时也指出社会资本带来的并不一定全是正效应（即“纽带的负效应”，Don Cohen Laurence Prusak,2006）。世界银行的观点与众学者基本一致，认为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社会组织中的能使人们协调一致以实现预定目标的那些规范和社会关系”。 可以看出，学者和官方对社会资本定义本身差异不大，但是，个体社会资本或群体社会资本（即公民社会）所包含的信任、网络、规范等指标如何测量却一度被经济学家尤其是计量经济学家所质疑。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罗·肯尼思在《放弃“社会资本”》一文中就明确反对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一方面他认为社会资本最重要的三个概念——信任、规则和网络与博弈论中的“声誉效应”、普特南的“社团身份”和韦伯有关宗教的命题并无太大差异（概念本身并不新颖），另一方面他认为社会资本概念最大的问题是无法测度性——“测量社会资本交互行为的想法也许是一个陷阱，一个妄想”（Kenneth·J·Arrow,1999）。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也认为“社会资本是难解、复杂而重要的东西”，虽然有必要，但对于社会资本的考察仍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Robert M·Solow，1999)。 针对有关社会资本的质疑之声，大批坚持使用社会资本概念的学者予以了回应。其中一部分学者进行了理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