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的解构——论王安忆《叔叔的故事》的女性意识开题报告.doc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题　目： 男权的解构——论王安忆《叔叔的故事》的女性意识 专业班级： 汉语言 一、选题的背景、意义（所选课题的历史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女性主义者认为，我们生活的社会是以一个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社会，这个社会的一切秩序、规则、话语系统都是由男性规定并为男性服务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男性文化中心的社会的地位也随之改变。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以来，以解构男性中心秩序和要求分享社会权益的世界女性主义潮流呈蔓延趋势。它直接影响和促进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尤其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潮的兴起。这一时期，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识觉醒，她们在认识到自身的处境之后，开始以挖掘自己身体和思想的潜力来支持她们的创作。许多女作家在写作之初就标榜了自己的女性写作观念，并刻意地去追求女权主义者们所普遍强调的身体力行。相对于男性作家而言，女性写作通常是比较感性化的。“她们总是善于从男女之间的情爱和婚姻上去探讨女性的处事经验与生存困境，在文学作品中虚构理想中的命运，但是回归到现实之后那种强烈的反差最后总是让她们无奈地慨叹世事的沧桑与悲凉，以及女性的那种宿命意识。”面对父权和男性中心话语的压制，女性能做的不再是哀叹，依靠于男性，而是奋起反抗，倾述自己的心声。 王安忆作为当代女性作家群中的一员，从20世纪70中期年代以来，她给我们带来了众多的作品，无论是在小说、散文还是小说理论等诸方面王安忆都有涉及和建树，而犹以小说为著。30多年的小说创作她带给读者和评论家的是意想不到的惊喜。而这种惊喜主要表现在创作风格的多变方面，“她始终没有停留在某个流派、时代之中，而是不断地创新”。的确，王安忆的创作一贯是紧跟时代的脚步，她往往能够抓住现实的问题，为那些在生活中奋勇当先的人们争一席之地，尤其是为女性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因而，王安忆的许多作品都表现出浓厚的女性意识，成为一个具有女性意识的写作者。纵观王安忆80年代以来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其作品所展现的女性意识亦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80年代初，以《雨，沙沙沙》《本次列车终点站》《流逝》为代表的“雯雯系列”，是王安忆的“自我抒发”女性文本阶段，单纯地表现女性心理和女性命运。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王安忆发表了女性自我意识比较强的“三恋”系列：《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她把“性爱”引入了女性文学，自觉的性别意识的引入是新时期以来女性意识发展的第一次突破。在这一时期，王安忆的创作“不仅是对男性中心的反抗，更是对整个人类命运的探寻。她从女性的独特经验出发，潜入人性深层，对现代文明、人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质询”。接着王安忆发表了《岗上是世纪》《神圣的祭坛》《弟兄们》《叔叔的故事》一系列作品，宣告了一个新的女性主义文学的到来。她自觉运用女性主义理论，从叙述学的角度，通过对女性话语的抒写，进而进行女性主义文本的建构，“通过对语词的颠覆和对叙事功能的质疑达到对男权社会的颠覆和解构，实现了新时期以来女性意识发展的第二次突破。”这之后，王安忆并没有停止她的性别写作。进入到90年代，女性文学理论和都市文化崛起，这使王安忆转而将女性置于上海这么一个大城市的背景之下，通过对上海日常的、生活的细节的地描写，把女性的绵密和细致心理生动地刻画了出来，从女性的视角展示了对人物命运的思考，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女性叙述语调。《香港的情和爱》《长恨歌》《我爱比尔》《富萍》等即这一阶段代表作品。张浩将她的这类作品称作是“从私人空间向公共空间的回归”。有人说，王安忆的小说是属于上海的，是属于女性的。的确如此，她的小说背景很少离开上海，尤其是90年代的作品。而在她的众多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王安忆几乎没有写过一个有特点的男性。就像她自己所说的：“我喜欢写女性，它有审美的东西；男性也写，但写得很少，而且不如女性，我觉得女性比男性更具有审美性质，可能是男性在社会上活动久了，社会化了。”在《叔叔的故事》这个看似在写男人的故事中，虽说“我”的父兄——叔叔是主角，但是我们可以从叔叔与几个女人之间的关系中看到作家不可忽视的女性立场。 选择《叔叔的故事》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王安忆的划时代之作，从而也显现出重要性。它容纳了王安忆“许久以来最最饱满的情感和思想”。 之所以说《叔叔的故事》是划时代的，是因为它“涉及了80年代主流话语中的诸多神话。关于历史劫难，关于苦难，关于穿越现实与心灵的炼狱朝向心灵与理想天堂，关于历经苦难的文化英雄，关于大地母亲、女性之爱的拯救，关于抗议性的死亡，关于人类与全球视野，关于东方与西方的交流与理解，关于写作游戏，关于崇高的欢乐与平凡的快乐，关于使命感的驱使。”总的来说是对80年代后期创作的反省和检讨，是王安忆对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