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忆小说中的弄堂意象开题报告.doc

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 题　　目：　　　论王安忆小说中的弄堂意象　　　　 专业班级：汉语言文学 一、选题的背景、意义 王安忆，上海作家副主席。自8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个备受关注的女性作家。她出生于1954年的南京，次年跟随父母移居上海。她在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的序言里说到，作为一个“同志”的后代， “（我）则是乘了火车坐在一个痰盂上进的上海”。 虽然长久以来，她一直对自己外来户的身份非常介怀，常常感到是受了轻视和欺侮的，但她对自己成长的这座城市仍然十分热爱。在情感上，王安忆认可了上海是实际意义上的故乡。王安忆是一个多产且风格多变的作家，题材的多角度和价值的多元化使其很难被简单地总结、概括。于是，她便被冠以“知青作家”、“寻根作家”、“都市作家”、“城市作家”，还有“女性作家”等多种名号。王安忆的小说起步于81年的《雨，沙沙沙》等细腻纯情的心灵探索小说，随后有《本次列车终点站》、(69届初中生》、《流水三十章》等具有写实色彩的知青文学作品。83年的《小鲍庄》被推为同时期流行的寻根文学的代表作；86年到89年发表 “三恋”和《岗上的世纪》，作者被认为是跨越尺度的性爱小说家；90年代后，王安忆还陆续发表了《长恨歌》、《桃之夭夭》、《妹头》等小说，被评论界定位为女性主义作家和城市作家。 王安忆也写上海，写上海故事，但她的小说文本却不是张爱玲那般的华丽、诡谲。她曾经在接受访谈时说：“上海，我从小在这里生活。我是在弄堂里长大的，在小市民堆里长大的。其实，我父母都是南下干部，我对上海的认识是比较有草根性的······我觉得上海最主要的居民就是小市民，上海是非常市民气的。市民气主要表现在对现实生活的爱好。真正的上海市民对到酒吧里坐坐能有多大兴趣。”以此看来，她所要表现的上海具有都市民间的色彩，有着贴肤的凉和暖，感性而真实。 弄堂又称“里弄”。“里”原为古代的区域单位，顾炎武《日知录》里说：“以县统乡，以乡统里。”“弄”，据清同治年间的《上海县志》记载，则是吴地方言，用以称呼百姓聚居的街巷。现代意义上的“里弄”大约在19世纪40年代上海开埠前形成，而里弄住宅的兴建则始于19世纪60年代前后。当时，上海已经开埠十年，租界、华界共处。1853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上海县城的难民，包括江南一带的有钱人，纷纷躲入租界。租界一度人口膨胀，住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看到有利可图，一些外国商人趁机搭建了仿照欧洲联排住宅形式的木板房，用以出租牟取暴利。随着人口继续剧增，也由于木板房极易燃烧，很不安全，后改用砖木材料建造，并配以高大的石质门框。这就是早期的上海石库门里弄住宅。随着近代建筑材料输入上海，也由于居住者要求的提高，出现了新式里弄。到1949年，上海的里弄住宅大约9000多处，占全市总居住面积的63.5%以上。也就是说，上海有一半以上的人居住在弄堂房子里，弄堂是这一时期上海主要的民居形式。 王安忆来到上海后，跟随父母住进了淮海中路的一条新式里弄，在这里生活了十九年。淮海中路是上海最为繁华的地段，原名宝昌路，后又改名为霞飞路。霞飞路是一条幽静典雅、中西商业文化融合的道路，这里有时装店、百货店、皮货店、食品店、咖啡馆等，还有鼎鼎有名的国泰电影院和锦江饭店。王安忆曾这样描述在淮海路的弄堂生活：“我实际上是生活在小市民堆里的。虽然父母是南下干部，但我生活的环境是在淮海路，附近的市民都是小康水平。我对这里的生活有自己的情结。我在他们中间长大，我观察他们，向他们学习，这组成了我整个六十年代的经历。”在那史无前例的革命文化风暴到来之前，革命文化和市民文化就像各据一方，相安无事，建立起主流与支流的默契关系。而革命风暴，更以非常的手段触目惊心的形式，在她眼前暴露了市民文化更隐秘的生活形态，也使市民文化从支流的形式向潜流转变。对王安忆产生影响的，毫无疑义，就是这处于潜流位置的市民文化。这种市民文化是以物质、日常的形式缓缓地出现在她的面前，使她触摸到了这种文化的内核。这种文化也正如潜流，貌似平静，却有着极强的裹挟人的强大势力。从王安忆日后创作的关于上海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淮海中路的生活是她上海书写的主要资源。在从空间维度上来看，她没有写过花园洋房，那好像是出身有阶级的程乃珊的专利；她也没有写过公寓，也许是因为张爱玲对其声色有加的描写使后人难以望其项背；她只写新式里弄，钢窗蜡地、蕾丝窗帘以及从这窗帘背后飘逸出的钢琴声。 评论界一般认为王安忆第一次认真描绘上海弄堂生活始于1982年的中篇《流逝》，真正细节地描绘是从《长恨歌》开始，用绵丽饱满的文字对城市进行了速写：弄堂、流言、闺阁、各自、王琦瑶式的女人·····将小市民的日常生活推到台前加以细致地描摹，显得零碎冗长。叙述时间横跨四十年，通过一点点的追忆将老上海拉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从多角度再现了上海弄堂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