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权主义：一种谱系性的“知识考古”[精选].doc

职权主义：一种谱系性的“知识考古” 左卫民( ====================================================================== 内容提要：在中国语境中，职权主义的含义不断流变，直至发展成了判别欧陆类型刑事诉讼制度整体特征的关键词。在域外，人们对职权主义的相关话语的认知，随法系的不同而有差异。这种差异与诸多因素相关。如二战前后日本学界，对职权主义的理解便有所变化。在英美语汇中，与职权主义最为相关的是“inquisitorial”，它是英美学界对欧陆刑事诉讼制度根本特征的整体性与历时性的界定。在欧陆的法国与德国，尽管有类似“职权主义”的话语，但一般只是对刑事审判原则的表述，而对刑事诉讼制度整体模式的界定习惯采用“改良式”、“混合式”。中国学界对职权主义的理解往往带有想象与建构的成分。正因为如此，导致对职权主义的认识出现了偏差与混乱。个中原因值得我们反思。 关键词：职权主义 话语 知识考古 ====================================================================== 在当下中国刑事诉讼研究中,职权主义/当事人主义已成为观照域外法治国家诉讼模式的基本范畴；“贴标签式”认定大陆法系的刑事诉讼模式属于职权主义，英美法传统的国家则是当事人主义，似乎也成了学界的固化认识，甚至还作为一种“正确知识”被传播开来。正是基于此种前设性认知，在判别中国刑事诉讼基本模式上，人们往往认定中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形态也是职权主义，总体上与欧陆近似。进一步，在刑事司法改革的浪潮兴起之后，当事人主义或者是吸收当事人主义模式的某些要素，成为了改革的主流意见。 姑且不论这种论断是否生搬硬套，就是在基本的层面上，我们似乎对这两个概念尤其是职权主义的内涵缺乏应有认知，很多时候可能是在“想当然”使用，对于其“能指”与“所指”并不明了。由此带来的结果，除了可能会犯潜在的知识性错误之外，还会导致学术研究、交流的障碍；如果考虑到学界对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变革方向所形成的认识对决策层的影响，这甚至可能阻碍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真正地朝合理化方向的延展。因此，我们有必要展开关于“职权主义”的“知识考古”工作，梳理其在中国刑事诉讼研究语境中的来龙去脉，清理其在域外语境中的源流，探析“词”与“物”的复杂互动，为学术研究提供准确的理论原点。倘若笔者的这一研究取向能够激发更多同仁也致力于反思诸多往往为我们不假思索使用的概念，检讨大写般真理似的原则与理论的兴趣，则更为笔者所乐见。 一、中国语境中的“职权主义” 在传统中华法系的话语库中，“职权主义”始终未见踪影，它是否也是“舶来品”呢？它是如何出现在中国的刑事诉讼之中，又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为何它在当代中国刑事诉讼的研究与立法中有如此影响？这些隐秘在概念“深闺”中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拨开迷雾，还其真实的面相。笔者以为，在很大程度上，“职权主义”是一个中国化或东方化的概念，是东方对西方制度和理论的理解和想象，它始于清末民初的近代中国；这种理解和想象随着东西交流及中国国情的演变而不断变化，并且深刻影响了中国刑事诉讼的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对此，笔者拟通过考查相关的中文文献与话语，着力回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在“职权主义”概念使用上的历史流变来阐明前述主张。 （一）1906－1949：话语之形成与初步发展 话语的兴起，往往与物的出现与变化相关联。职权主义话语之形成，与清末“改制”及修律运动密不可分。1906年，沈家本主持制定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诉讼法典，即《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1910年，在日本冈田朝太郎博士的参与下，以日本1890年《刑事诉讼法》为蓝本，修订编成《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尽管这两部法律草案均未提及“职权主义”，但后世的一些理解都暗含在了其中。沈家本于1911年1月24日就编成《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奏呈朝廷时，在阐述修律的大旨中提到：“七曰干涉主义。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处分权，审判官不得干涉。至刑事诉松，当事人无处分权。审判官因断定其罪之有无，应干涉调查一切必要事宜，而不为当事人之辩论所拘束。”笔者以为，沈氏的所谓“干涉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理解成法官的职权调查，这实际上含有今天所谓法官职权主义的意思。同时，沈家本就编成《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奏呈朝廷时还提到：“一曰诉讼用告劾程式。查诉讼程式，有纠问告劾之别。纠问式者，以审判官为诉讼主体，凡案件不必待人告诉, 即由审判官亲自诉追，亲自审判，所谓不告亦理是也。告劾式者，以当事人为诉讼主体，凡诉追由当事人行之， 所谓不告不理也。在昔各国多用纠问式，今则概用告劾式，使审判官超然屹立于原告被告之外，权皆两至以听, 其成法最为得情之平。”这似乎表明，在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