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doc

傳播政治經濟學 馮建三 .tw/~jsfengjsfeng@.twO：886-2-2938 7425 / 886-2-2938 7149FAX：886-2-2939 8042 教學綱要與說明 （傳播）政治經濟學與（主流媒介）經濟學，是不是有局部對話的餘地？過去， 雙方在台灣已經略有接觸、對話。(Picard,1989/1994, Mosco,1996/1998；有關產業經濟學的SCP模式等，見陳炳宏,2001,2004，SCP當中的P理論上不限於利潤，如何就此論述或還原P的「本意」，很重要；Roemer,1994/2005是很多人不以為然的例子，但能力高或意願強的人，應該一看；反省主流經濟學的若干材料，另見法國1、英國2與美國3經濟系學生的呼籲，以及張時健的譯文4，前四文的出處與補充4a與黃世鑫的批評5，加上2004年底新作6) 現在，這個課程要立足於前者，繼續推動對話的工作。 假設我們要寫雙方對話的一本書，或者更精確地說，是從「批判的傳播政治經濟學」（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CPEC）的基本看法，問津主流經濟學的究竟，並從中研判主流經濟學是否可以讓我們借鏡。 那麼，我們怎麼著手這項工作？ 一個可能的出發點是，先陳述CPEC的世界觀，包括在此世界觀之下，我們認為，人我（如貧富差距）、人與動物、人與環境... 等，應該具有什麼樣的關係，而現況及過往歷史的這些關係，又是些什麼？接著，據此陳述，我們開始觀察，在此世界觀（價值觀、理論視野）之下，我們希望傳媒是用來作些什麼的，以及它與傳媒的實際作用之間，有些什麼距離；接續，我們應該會問，CPEC怎麼樣可以協助我們在此世界觀底下，認知、記錄與分析當前的傳媒秩序，進而辨認該秩序的優劣，然後釐清、找出或確認內在或外在於該秩序的不一致、衝突或矛盾的動能，從中鳩集與組織存優去劣的力量。（試舉四類研究課題7） 另一個可能是，我們先不談世界觀、也不談CPEC，而是選定若干銷量似乎頗大的主流（傳媒）經濟學教科書（或文章），從中我們能夠得知，這些文本是怎麼談傳媒的、它們有哪些概念或術語特別值得CPEC研究優先注意。 今（2006）年我們所選定的是第二個路徑，這裡所要特別注意的是，這這些主流文本如何陳述與理解以下五個概念：經濟效率、公共財、外部性、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 回顧三種在台灣頗為暢銷的經濟學教科書，我們可以發現，以上概念的討論，大致佔了一或二章，僅約佔全書頁數的三十分之一左右。其次，這些書籍雖然承認經濟效率之外，另有其他重要價值，但對是否應該在經濟效率與其他價值遇有衝突時，另作選擇，顯得猶豫、含糊、質疑，顯示了作者們似乎是有「唯」經濟效率的取向。(Wolff,2004)第三，作者們是提及了自然壟斷、外部性、公共財等面向時，是會出現市場失靈的情況，但他們很快就提醒讀者，市場失靈最多只是國家介入的必要條件，遠非充份條件，並且，政府失靈的問題可能更嚴重。（這部份正是「華盛頓共識」，見Stiglitz，2004/2005的解釋8）第四，這樣，作者們就不可能面對，遑論回答政府應該提供多少公共財的問題。或者，他們就只只能站在一個立場，指公共財固然要由政府提供（就算在這裡，他們也防賊式地申明，政府供應資源提供，不是一定要由國家自己生產，委外、外包或BOT...都是可以的、更可取的），但政府應該提交多少公共財則因無從科學論斷，因此「往往（必須）透過政治程序來解決」。在我看來，這樣的說詞透露了兩種可能的心情或立場。一方面這其實可以說是很詭異地、很委婉地變成了馬克思式的語言：「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而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全文9）但我們知道，主流經濟學家、也就是當年馬克思稱之為庸俗政治經濟學家的後裔10，應該不會如此挑釁、不會如此看重非科學的成份，因此，我們應該不妨這麼說，這句斷語在無意間，宣洩了強者的志得意滿：無法科學決斷，因此就看誰有政治力量就誰說了算。 但對於傳媒研究來說，政府應該提供多少公共財這個問題，格外具有意義，這是因為，所有傳媒產品如同教育，通通具有外部性，其次是傳媒產品具有不等的（準）公共財性質，這就使得我們不能不對這個問題特別地盡心用力。 這就是說，即便我們從主流經濟學出發來看傳媒現象，也還是得誠實地自忖，既然（某種）「市場機制」若已失敗，我們是否應該另立（他種市場及非市場）機制，以求合理地配用傳媒資源，並要求有更多傳媒公共財的提供，使傳媒正外部性得到更多發揮的空間，而在此論證過程，傳播理論或文化研究的成果有哪些是可以對此目標產生支持作用的？（Brennan,1992） 不過，台灣的主流經濟學似乎是以前引「政治」決定說，迴避了這個問題。反觀英語世界，以不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