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兴学特色与文化意义.doc

孔子兴学特色与文化意义 　　摘要：文章以孔子兴学为切入点，介绍了孔子兴学的特色与文化意义，论文认为孔子兴学的理想在于重整士气与儒风、贡献是提倡有教无类、方法是因材施教，其??具特色的兴学模式，在文化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 　　关键词：孔子兴学；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文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I1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5-0009-005 　　孔子生活在距今2500年前的春秋后期。这一期正处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东西方各大文明都在此时涌现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中国有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印度有释迦牟尼，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它们奠定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基础，让人类从蒙昧时代一下子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它们的言说或文章成为人类文化的元典，对后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其他时代的人物和著作。孔子生活于这么一个伟大时代，他的伟大不只在于思想，在于兴学，他的兴学独具特色，影响深远，具有非凡的文化史意义。 　　一、孔子的教育理想：重整士气与儒风 　　孔子从事教育，客观地说是对社会需求的响应。周王朝的文化是礼乐文化。可是，春秋后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礼乐文化的崩溃，直接导致了周王朝政治秩序的破坏，所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1]196。当时很多贵族对西周以来的礼乐文化都很生疏。比如，鲁国的贵族孟僖子，他所代表的孟孙氏家族其实是个非常好礼的家族，曾经代表了鲁国贵族阶层礼学最高水平。但到了孟僖子，却在外交上出过很大的礼仪方面的差错，以至于他自己都认为很丢人。[2]1294-1296当时贵族的礼乐修养很差，需要一批专业人士给他们做礼仪方面的指导。比如，孔子的学生公西华就曾表明志向，愿意做一些“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1]135。另一方面，从西周一直到孔子所处的时代，一大批贵族子弟跌落社会底层，变成士或庶人。这些“士”或“庶人”需要一条上升的通道，也需要有就业的能力。接受教育以获得相应的能力，取得相应的社会地位，成了迫切任务。在此情况下，礼乐文化的教育就变得非常迫切，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市场。 　　孔子从教，不仅仅为了解决就业需求，他看到了更大的问题。社会失序，天地之道缺少了担当人。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这些人都可以称作王，他们曾经承担了道，所以他们承担的道又叫王道。进入东周后，王衰弱了，不再能承担道义了。道义在一段时间里由“霸”来承担，这就是所谓的霸道。孔子对齐桓公的评价非常高，说齐桓公是“正而不谲”[1]169，正派而不诡诈；甚至，孔子对齐桓公的宰相――管仲的评价也很高，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1]170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1]170无论是王承担道，还是霸承担道的时代，道并没有失落。世界还是有正道的。可是到了孔子的时代，霸也衰弱了。齐桓公以后，从晋文公开始，孔子就已经很看不上霸了。孔子对晋文公的评价是“谲而不正”[1]169，诡诈而不正派，认为晋文公所行的已经不是正道了。故而，孔子希望培养一个新的承载道义的阶层。孔子认为，他所处的时代不是王的时代，不是霸的时代，而是士的时代。他以士自居，主动承担了道，曾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1]100周文王已经死了，周代的文化遗产不都是在我这里吗？“文”就是“道”。 　　他不仅自己承担了道，还要求其他的士也要“志于道”，提倡“士道”。也就是说，孔子最终是想通过教育，赋予当时最落魄潦倒的一个阶层新的历史使命。通过承担这一历史使命，让这个阶层重新焕发出自己的内在生命力。颜回作为孔子最欣赏的弟子，对道就孜孜以求。《论语》对此多有记述，尤其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1]65，颇能体现他的安贫乐道。不过，他这样更新“士”的身份内涵，也让他的弟子感到困惑。子贡和子路都曾问过孔子同样的问题：“何如斯可谓之士矣？”[1]157、161“士”作为一个概念，其所指本来是不需要问的，几百年来，天子、诸侯、大夫、士阶层都有确定内涵。子贡和子路心生疑问，显然意识到孔子所说的“士”不再只是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一种身份，一定还要具备某种素质、某种社会功能，担当某种社会责任。这个问题暗示我们，什么是士或具备何种品格和功能、担当何种责任才能成为士，成了一个问题。这就说明，子贡和子路意识到了孔子试图赋予士以新的内涵。孔子的另一个弟子曾参，对“士”作出了经典的概括：“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1]92 　　在赋予士以新内涵的同时，孔子还通过对“道”的体认和承接而改变了儒的形象。孔子以前，儒经常受人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