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文学观念当下意义.doc

孔子文学观念当下意义 　　王齐洲，男，1951年生，湖北洪湖人。曾任荆州师专教务处处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北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年鉴》特约编委、中国人文社科学报学会常委理事，湖北省期刊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高校学报研究会文科委员会主任委员。主要从事中国文学史学、中国古代小说和湖北文学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国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出版专著8部、合著4部。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社科项目多项，现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学研究”。1989年获首届湖北省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和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2000、2002、2004、2006年连续四届获得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或系列论文）奖。 　　 　　1998年，我在《孔子研究》上发表了《论孔子的文学观念――兼释孔门四科与孔门四教》一文。此后近10年来，我把很大一部分精力花在了对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研究上。有朋友问我，你怎么找这么个古老而又繁难的问题做研究？这种研究是发思古之幽情，还是另有原因？我笑着回答：“大概都有点吧！在当下的语境中，文学似乎在逐渐被边缘化，我做这样的研究其实是在向自己发问：中国文学究竟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弄文学？中国人到底需要不需要文学？又需要什么样的文学？”在对孔子文学观念的研究中，我对上述问题有了一些感悟，愿意说出来和大家分享。 　　 　　一、“礼崩乐坏”与孔子以“文”为教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所谓“礼崩乐坏”，其实是指旧的制度已经崩溃，而新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大家知道，古代礼乐制度经历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周代的礼乐制度是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经过较长时间的社会实践而不断建立和完善起来的，它以宗法政治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社会等级为依托，以行为规范为表征，把政治和教化统一起来，把制度和习俗结合起来，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制度文化和仪式仪规，指导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和行为举止，也规范着人们的精神面貌。然而，随着社会的不平衡发展，有些诸侯的实力超过了天子，有些卿大夫的实力超过了诸侯，有些家臣的实力超过了卿大夫，于是，旧的制度规范成为了束缚他们手脚的桎梏，那些寻求进一步发展的家臣、卿大夫和诸侯们，就自觉不自觉地突破原有制度的限制而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行动的自主权。到了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问鼎于周郊”、“八佾舞于庭”等等破坏礼乐制度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社会也在激烈的动荡中快速地向前发展着。 　　不过，应该指出，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是相对于西周而言的。若与战国时期比较，这时的礼乐制度仍然在勉强维持着它的形式，或者说是“死而不僵”；礼乐文化和礼乐精神在一般人心中也还有其地位，或者说是“余威仍在”。顾炎武在《日知录?周末风俗》中比较春秋与战国的不同特点时就说：“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正因为西周礼乐制度在春秋时期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所以这时仍有人对“礼崩乐坏”的现象表示不满，仍有人为恢复西周礼乐制度奔走呼号，而到了战国时期，西周的礼乐制度已成过去，就不再有人为其奔走呼号了。 　　孔子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又生活在保存西周礼乐制度最为完备的鲁国，他对创立西周礼乐制度的周公发自内心的景仰和崇拜，所以他成了西周礼乐制度的坚定支持者和认真履行者，也成了礼乐文化的自觉继承者和积极传播者。然而，从一开始，孔子的思想和行为就处在悖论之中。例如，西周时期，学在官府，私人并无招生授徒之权责；孔子私人办学授徒，本身就是不符合礼乐制度的。再如，西周时期，官守其学，各国史书乃各国史官之记录，私人不能撰史，而孔子据鲁国史撰《春秋》，也是不符合礼乐制度的。这种悖论说明，孔子并不是一个沉浸在旧日的回忆中不能自拔的迂夫子，而是一个能够“与时俱进”的文化人。尽管有不少人认为孔子代表着没落贵族的价值取向，但我仍然认为他是比我们一般人想象的要更聪明、更睿智、更理性、更深邃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心目中的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其实已经融入了他的社会政治观念和文化理想。 　　对于孔子，可以讨论的问题很多。我是弄文学的，也是一名教师，最感兴趣的当然是他的文学观念。孔子是在教育他的学生时提出“文学”的观念的，这也是有文献记载的中国最早的文学观念。孔子说：“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