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士大夫政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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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由汉高祖刘邦提出的，汉朝之后的历代王朝都十分尊重士大夫，但这些王朝的统治者只是把士大夫看作政治工具，并没有真正实现“共治”，直到宋朝士大夫的政治地位空前膨胀，真正实现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十分形象地说明了当时士大夫的政治态度，宋朝时的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而非以维护皇权为己任。

宋朝的士大夫之所以可以拥有这么高的政治地位的原因有很多，宋朝的统治者推行“重文轻武”的国家政策，并且宋朝政府赋予了士大夫较高的政治自由。

除此以外，宋仁宗时期完善了科举制度，使大批有才能的寒门子弟进入仕途，分化了贵族子弟的政治权利。

政府还强调了学校教育的作用，使当时的读书人深受国家所传播的忠军爱国思想的影响。

一、宋朝文官集团得以掌握权力的政治因素

（一）权力的相互制衡

相比于其他朝代来说，宋朝权力的制衡极其特别，其他朝代大多是削弱相权，加强皇权，而宋朝在分化相权同时也制约了皇权。宋朝通过设立参知政事、枢密院等来分化宰相的职权。

宰相是士大夫的最高政治代表，在宋朝时，立法权和决策权掌握在皇帝手中，行政权由宰相掌握，皇帝不能随意侵犯宰相的行政权，同时宰相也不能剥夺皇帝的立法权和决策权。宋朝的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就是通过这种形式得以实施的。

宋朝时皇帝的命令以诏敕的形式下发到地方，但是皇帝的诏敕上必须要有宰相的副署号令，没有得到宰相的同意皇帝是无法向地方下发诏敕。因此，宋朝时候的宰相能够过问皇帝下发的一切事务，宋仁宗在安葬其亲生母亲李宸妃时就曾说“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干预”。

除此以外，早在宋太祖时期就形成了一个惯例，不杀大臣言事官。这个惯例限制了皇帝对于大臣的处置权，减少了士大夫在参与政事时的后顾之忧，加强了士大夫们在参与政治时的勇气。由此可见宋朝时宰相对皇帝的限制是有法可依的。

（二）法律的约束性

唐朝后期儒家思想被束缚，其他思想蓬勃发展起来，到了宋朝“讲性明理”之风盛行，整个社会以理论事。这种风气渐渐影响到了政治，宋朝政府在处理朝廷政务时十分开放，大臣们在讨论国家大事时，往往都会大谈道理，进行争辩。但是在争辩时，皇帝与大臣都会遵循“道理最大”的准则。

当然道理的存在必须有法律作为保障。宋朝政府注重法治建设，讲究祖宗家法。宋朝初年，政府制定了《刑统》三十卷作为国家的基本大法，与此同时，各地方还有所需实行的基本法律，例如《三司新编敕》。

除此以外，皇室外戚宦官还要依照各种各样的家法，例如“治内之法”，“勤身之法”等。这种完整的法律体系，限制了皇权，也制约了士大夫的权利，使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的局面得以稳定运行下去。

（三）统治环境的变化

五代十国时期天下大乱，武人因此得势。可是国家的治理还是要借助文人的帮助，五代时期各国都曾招募文人来做自己的幕僚，宋太祖在当上节度使后就招揽了楚昭辅、吕余庆等人做自己的幕僚。

在当时各国都形成了武将掌权，文臣主政的政治形态，在宋朝建立后，

武将的权利被收回统治者手中，而文臣的权利随着统治疆域的扩大，统治复杂性的提高而提高。

二、宋朝文官集团得以掌握权力的经济因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宋朝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的政治形态与其经济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原因。

宋朝延续了唐朝时的“两税法”，唐朝初期实施的是“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但是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均田制”也崩溃了，“租庸调制”也无法进行下去。唐政府为了维护统治，不得已承认了土地的所有关系，采用了“两税法”，这种赋税制度的确定，促进了唐朝经济的发展，解放了生产力。

唐朝末年农民起义运动频繁爆发，这些农民战争扫除了根深蒂固的门阀势力，与此同时地主势力随之崛起。地主势力与门阀势力相比大多缺乏高贵的出身，但是凭借着对土地的控制，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中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宋朝在建立后确立了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宋朝政府的这一政策获得了地主阶级对于宋朝政府的支持。与此同时，宋朝公开也承认了隋朝时期就产生的租用契约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地主阶级得以壮大，很多官员也纷纷购买土地，渐渐的地主阶级的力量渗透到国家政治当中。

北宋时期对科举制进行了改革，相对于唐朝来说，北宋科举制的录取名额扩大了数十倍，在这一制度下很多寒门学子得以进入朝廷，据统计，两宋时期有超过一半的进士为平民出身。

士大夫作为北宋参政议政的主要力量享受着朝廷给予种种优待，这使士大夫与土地牢牢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了新的地主，宋朝的这种制度有效的防止了知识分子当中谋反现象的发生。宋朝时期曾有三次大的农民起义，这三次起义中都没有地位显赫的士大夫参与。

这些有着较高文化水平又有着一定经济力量的士大夫，对于国家大事极具责任感。对于国家大事他们敢说敢做奋不顾身，他们的意见皇帝不得不认真听取考虑。

三、宋朝文官集团得以掌握权力的思想因素

自汉朝开始儒学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