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在现代文学中的价值.doc

丁玲在现代文学中的价值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语言曾经历了一场相当深刻的变革，在数十年的时间里，汉语书面语不仅完成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型，而且初步具备了现代性的特点。当然，“五四”前后中国文学语言的转型也并非一蹴而就，它其实是一代代作家薪火相传，通过艰苦的探索和实验逐步完成的。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的进步就像运动场上的接力赛，它由众多作家通过个人探索累积而成。而在这场以语言变革为目的的接力赛中，丁玲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她在拓展现代白话表现空间，提高其表现功能等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丁玲小说语言的特点，也即她在现代文学语言建设中的意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自然、天足”的白话文 20世纪80年代初，丁玲在应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邀请所作的一次讲话中，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归为五代，她认为自己应当与胡风、沙汀、张天翼、聂绀弩等人并列归属为新文学的第二代作家。①如果仅仅从年龄上说，新文学第一代作家有一些是比丁玲大出许多(例如鲁迅年长丁玲24岁，郭沫若也年长丁玲12岁)，但是相当一批作家都是生于1900年前后，在年龄上的相差并不很大(例如，郁达夫和庐隐只大丁玲6岁，冰心大丁玲4岁)。然而，“五四”前后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社会剧烈变革，几年之间，作家的经历、背景就会有相当大的差异。包括丁玲在内的新文学第二代作家，他们是在20世纪初一个逐渐开放的环境中长大，未曾像鲁迅等一代人受过正统封建教育，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语言风格与上一代作家有非常明显的不同。“五四“时期汉语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实现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但是新文学第一代作家大都身处两界，很多人都首先接受了正统文言文的教育，“五四”以后才转而使用白话文。而事实上，一个人在语言的学习上有一个最佳的时期，就是童年和少年时代，有效的语言学习并非终生向一个人敞开，因此一个从熟知文言转向白话的作家与一个一开始就以白话为起点的作家，在使用白话时会有相当大的不同。胡适1952年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这一辈子从古文古诗里出来的人只能替后代开一条路，希望不要走我们的路。你们是天足，自然的脚最美，最好看，千万不要裹了小脚再解放，我可以告诉诸位，裹了小脚之后是放不大的，说我白话文做的好，其实也是假的。”②作为新文学第二代中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丁玲在现代文学语言建设中的意义正可以从“自然、天足”这个角度来认识，丁玲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那一代以白话为起点的作家在语言上的探索与实验。在这个意义上，丁玲与新文学第一代作家在语言观念与实践上大不同。丁玲小说的语言是开放的、流畅的，充分体现了现代白话文的畅达与勃勃生机，没有文言文的那种紧缩、拘谨的语气与语感。丁玲在摒弃了文言的语感和语气以后，依托的资源主要有两个，即翻译语体与口语。 丁玲小说的语言，特别是早期的语言带有鲜明的欧化特点。1982年丁玲在《和湖南青年作者谈创作》中曾明确指出:“我是受lsquo;五bull;四rsquo;的影响而从事写作的，因此，我开始写的作品是很欧化的，有很多欧化的句子。当时我们读了一些翻译小说，许多翻译作品的文字很别扭，原作的文字、语言真正美的东西传达不出来，只把表面的一些形式介绍过来了。”③作为欧化文字的一个表征，丁玲小说语言的一个明显特点是文本中总有比较多的长句子，这种句子首先在表意策略上就摒弃了文言那种尚简的追求，而更多地考虑表意的精确和周全。就单句来说，丁玲小说的语言往往附加成分繁多，不像文言那样，经常仅仅是主谓宾语就构成一个句子，甚至主谓宾语也是能省则省;丁玲小说中的单句往往会挂上很多附加成分，定语、状语和补语，以实现表意的完整和精确。而其小说中的复句，则尽量使用关联词，将分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尽量清楚地表示出来。 口语的大量使用也是丁玲小说一个较为显著的特点。然而在以往的丁玲研究中，人们关注较多的主要是她的欧化，口语使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事实上，丁玲的语言是欧化语体与口语的结合，口语甚至是其小说语言更普遍的一个基础;而口语之所以没有被作为一个特点提出来，只是因为口语是“五四”小说最常见的一种语体，很多读者和研究者往往习焉不察。丁玲小说在处理口语与欧化语体的关系上大概有这样三个特点。(一)在涉及人物的心理描写时，使用欧化语体相对较多;而从外部客观地描述一个生活事件则用口语比较多一些;(二)在像《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中，写“现在时”的生活(主要是描写学校的生活)使用欧化语体多一些;而写到“过去时”即文中涉及童年的生活，口语化的语言就明显增多;(三)就丁玲的整个创作来说，早年的小说有更多欧化的特点，而转向左翼文学，特别是延安时期的创作，口语语体则明显增多。如果说在丁玲的早期小说中口语已经构成一个重要的基础，那么其后，随着作者有意识地克服由欧化带来的艰涩，口语，或准确地说，经过提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