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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成本管理方法的发展

一、古代成本管理

（一）管仲的成本思想

管仲治国，重视节、俭和发展经济，以增强国力。“仓廪实而知礼节，衣

食足而知荣辱。”“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靡，为国之急也，不通过若

计者，不可使用国。”表现了他把经济的发达，富国富民看作是政治修明，社会

安定的基础和前提。(《管子·八观》)管仲从政治上论及了主俭与节用的重

大意义，他把统治者的奢侈当作民贫难治的原因之一。为了使人民贫富有度，

必须要求统治者消费有度，“富室必有度”，才能“取于民有度”。失度必重敛于

民，“民贫则难治也”，因为这会扩大和人民的矛盾，动摇其统治地位。所以节

用和主俭是富国富民，“为国之急也”。管仲主俭，认为“国侈而用费，用费则

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

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母(无)度。”(《管子·八观》)“故圣人之制事

也，能节宫室，适车舆以实藏，则国必富，位必尊。”(《管子·禁藏》)“明主

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管子·五辅》)为了缓解矛盾，

巩固其统治地位，从而主张节用，富国富民。“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

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管子·权修》)可见，管仲

主张节用既有经济意义，更有政治目的。这点与诸子各家的节用观是不一样的，

其鲜明的政治色彩是十分明显的。

《管子》曾列专篇《侈靡》宣扬其主张侈靡的观点，其他诸篇也多次谈及

侈靡的必要。《管子》曰:“不侈，本事不得立。”“上(君)侈，而下(臣)靡，而君

相得，上下相亲，则君臣之财不私藏，然则，贫动肢(劳动)而得食矣。”(《管子·侈

靡》)《管子》看来，侈靡有利于扩大消费，推动生产，增加就业，体现了消费

对生产的反作用的思想。16,17世纪，西方也曾出现类似观点，如重商主义者海

克雪尔说:“奢侈有利，节俭有弊”。他把富人节俭看成是工人失业的原因。拉

斐码斯认为:“购买……奢侈品者都是为穷人谋生计;彼吝啬守财之徒倒使穷人贫

困以死。”而威廉·配弟则认为建造凯旋门之类的工程虽然穷奢极侈，但“这些

费用还是要流回到酿酒师、面包师、裁缝、鞋匠等等的钱袋中去的”。(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管子》认为俭和侈的作用不是绝对的，各有利弊，关键是把握俭和侈的

限度，俭是好的，但它又有限制消费，影响生产的消极一面;侈是不好的，但它

又有扩大消费，促进生产的积极一面。问题在于要“知量”和“知节”，俭侈有

度，过头了都会走向反面。

（二）孔孟的成本观

孔丘主张“惠而不费”的利益原则和成本观念。认为“小人喻于利”，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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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小人”即庶民从事各种生.产劳动和服役时，必须使他们得到一定的经

济利益，即“惠则是以使人’。(《论语·阳货》)至于应给多少“惠”才能调动

其积极性，他提出一个原则是“惠而不费”，意思是，劳动者受惠觉得自己得到

物质利益，对管理者，统治者来说，却没有多少花费(费用)，甚至是“不费”。

这是因为劳动者受到了“惠”可提高积极性，能为统治者生产更多的劳动产品，

统治者付出的代价却是“不费”的。实际上就是以尽可能少的耗费(代价)取得尽

可能多的成果的经济原则。在中国历史上首先提出这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原

则的正是孔丘。

为了体现这个经济原则，孔丘提出了“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白》)

的观点，让劳动者感觉到自己是在从事能获得利益的劳动，而实际上其获得的

利益也是劳动者自己生产出来的，劳动者得了惠是自己的成果，而统治者并未

付出什么，这自然是“惠而不费”了。孔丘在这里所说的费也就是耗费，付出

的代价，亦即成本的意思。

孔丘还主张勤俭节用与礼义道德规范，曾指出:“节用而爱人，”(《论语·学

而》)宣扬:“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泰伯》)把“俭”或“节用”作

为管理经济的重要原则。孔丘的节用思想主要是针对统治者的消费而言的，“奢

则不逊，俭则固”，(《论语·述而》)。在他看来，消费是有等级之分的，凡是

生活享受不超过“礼”为这一等级所规定的标准，就被视为“节用”或“俭”;

如果超过“礼”所规定的标准享受，则被指责为“奢”。所谓“用不伤义”，“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