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研究综述.ppt

种与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感情相一致的纯洁无疵的爱情。李杨的不幸古代普遍男女也能碰到，因而具有一般意义。”罗方《谈〈长恨歌〉》则认为，李杨爱情与梁祝故事一样，“属于人民的精神情绪的表现”。八九十年代持爱情说的学者也不少，其中又以张安祖、马茂元等为代表。他们大多强调把《歌》与《传》分开，把文学创作与历史事实加以区别，而更着眼于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作者对材料剪裁义理的匠心来探究《长恨歌》的主题。张安祖《关于〈长恨歌〉的新探索》指出，白居易之所以对李杨爱情给予同情，主要是唐玄宗“历史形象的复杂性”：马嵬事变后，“唐玄宗前期’好皇帝‘的形象并没有被他后期的罪恶所完全抵销”；人们也懂得他“对杨贵妃的宠爱决不是促成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尽管后来白居易和人民的出发点仍然有所不同，“但对待玄宗这个历史人物的态度却是基本一致的”。这就决定了作者得以基本一致的中心思想”，同时也使作品在当时能够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创作出这一作品，并使之同民间传说有着“得到“各阶层的理解、喜爱而广泛流行”。马茂元、王松龄的《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则史料考证与理论分析并重，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爱情说”的观点。文章认为，沿用历史题材的《长恨歌》，“自不可能完全抛开历史而向壁虚构；然而作为诗的主体、诗的核心，它那富有悲剧意义的感人至深的故事情节，则来自民间传说，是不受历史原型的局限的”。实际上作品塑造的李杨形象，已经脱离了他们的“历史原型”；作品所描写的爱情悲剧也不再“仅仅是帝王宫妃的悲欢离合，而具有普通男女爱情悲剧的性质”。因此，应从较广阔的时代意义上去把握和理解《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既要看到作品通过对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歌颂了爱情的坚贞与专一，倾诉了对他们爱情上不幸故事的深刻同情”；同时也要看到作品“在客观上反映了李杨故事的原始创造者——处于中唐战乱时代的人们（包括文人）对美满爱情的理想和渴求”。钟来因《〈长恨歌〉的创作心理与创作契机》从三个方面分析了《长恨歌》的创作心态：（1）作为仕途得意的新进士白居易，出于“生活浪漫，思想开朗，反旧礼教习俗等要求，促使他写出《长恨歌》这样的’风情‘诗”；（2）对初恋者湘灵的思念及不能与之结合的“绵绵之恨”，是其创作《长恨歌》的“感情的酵母”；（3）反映了白氏婚前对爱情的理想与渴求。八十年代以后，持双重主题说的学者相对少一些。蹇长春的《〈长恨歌〉主题平议——兼论〈长恨歌〉悲剧意蕴的多层次性》主张摒弃单一主题说的僵化模型，分三个层次去把握《长恨歌》的悲剧意蕴：即把李、杨悲剧分别看作爱情悲剧、政治悲剧和时代悲剧，从而使爱情主题、政治讽刺主题和时代感伤主题，各有所依存和附丽。居于不同的层次的三重主题，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统一的整体。1除了主题，学界还对《长恨歌》的艺术魅力、艺术渊源及其对后世和在国外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如张安祖的《论〈长恨歌〉的艺术成就》、钟来因的《〈长恨歌〉的创作心理与创作动机》、陈允吉的《从〈欢喜国王缘〉变文看〈长恨歌〉故事的构成》、马晓光的《此恨绵绵无绝期——谈谈贵妃杨玉环及其形象演变》、赵炎秋的《两曲悲歌千古魅力——〈长恨歌〉与〈李尔王〉阅读2中读者同情现象试探》、唐音街的《〈长恨歌〉与佛道关系论述的新进展》、张国光的《杨玉环的艺术形象及其历史本来面目——论〈长恨歌〉对杨玉环的美化》、王用中的《白居易的初恋悲剧与〈长恨歌〉的创作》、周相录的《〈长恨歌〉在日本的影响》等。其中陈允吉文认为，《长恨歌》同当时方兴未艾的通俗讲唱文学有着极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它叙述的这个美丽曲折，又掺杂着佛教因果报应和诸行无常的故事则十分明显地受了《欢喜国王缘》、《目连变》等讲唱文学的影响。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印度佛经中有关有相夫人和目连的若干传说。唐音街则介绍了台湾学者王梦鸥《〈长恨歌〉的结构与主题补说》一文，认为该文“全面探索了《长恨歌》与道教的关系”。王文中提出王质夫与白居易交情相当深，而且王质夫隐居于仙游山修道求仙，“从时间上看，《长恨歌》的创作，至多不晚于白、陈、王三人同游仙游山之后一二年。四川道士的神话，即杨通幽的故事，见《太平广记》卷43。这神话源于唐玄宗避难的西蜀，王质夫后来死于梓潼，正邻近于杨通幽的乡里。王质夫相信神仙，相信道士的传说，并由他把这题材提供给了白居易，却不料这题材消化到诗人的脑子里，褪下了神秘色彩，仅剩下一种对爱情的执著感。”01风情说：白居易早年曾与少女湘灵相恋，后虽忍痛分手，但在元和初创作《长恨歌》时对湘灵仍未曾忘怀，曾写下《记湘灵》、《寒闺夜》、《生离别》、《潜别离》、《感情》等诗作。《长恨歌》对专一爱情的歌颂，实为白居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参见日本近藤春雄《长恨歌、琵琶行研究》，戴武军《白居易婚前恋情详02意义《长恨歌》是白居易引以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