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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政策主基调为“托底”而非“推高” “去年四季度后，我国经济结束了2年多的探底下滑，开始出现企稳回升态势。有人估计今明两年年增长率将达到9%或更高，显然是高估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对本报记者表示，去年四季度属于由存货调整引起的短周期回升，今年1-5月以来的宏观经济数据表明，这次经济回升属于弱回升。 刘世锦对本报指出，三年之前，国研中心曾经预测我国经济增长将由有高速增长阶段转换到中速增长阶段。近两年来的诸多事实表明，并不仅仅是一个逻辑推论，已经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在刘世锦看来，去年四季度以来的上述弱回升态势，并未改变我国经济中长期潜在增长率下行的态势。“至于说短周期回升何时见顶？这要看今年三季度以后的经济走势。如果短周期与中长周期同时向下，增长速度快速下滑的可能性增加。” 刘世锦认为， 这一时期具有超过以往的内在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既要防止“推高”，也要防止“快落”。他建议宏观政策的主要基调为“托底”而非“推高”，守住底线，避免大起大落，实现增长阶段平稳转换。 经济增长阶段转换期 《21世纪》：从长时段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阶段是否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 刘世锦：三年前，我们开展了一项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国际经验比较研究，提出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增长后，潜在增长率将会下降，进入一个中速增长阶段。 提出这一判断的理由，首先是国际经验。二战以后的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如日本 、韩国 、中国台湾等，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后，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的时候，无一例外的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降幅平均在30%左右。中国的增长路径与这些经济体相似，而中国的按上述口径计算的人均收入到2013年将接近10000国际元。如果上述规律在中国有效的话，中国在逻辑上已经非常接近这样一个增长速度转折的时点。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从人口、劳动力等要素供给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得出了类似的判断。我们认为更值得重视的是需求面的变化。目前人们已经感受到了产能过剩的压力。即使供给能力充裕，当触及到需求边界，就会形成产能过剩。需要强调的并非短期的产业过剩，而是从整个工业化、城市化历史进程来看的长期产能过剩。与之相对应的就是长期需求峰值。一旦长期需求峰值出现，过去曾多次出现的短期过剩产能被长期需求增长所吸收的情景将不再出现，就会出现“真的”产能过剩。 如住宅需求，2012年实际供给已经达到900万套，长期需求峰值约1300万套，预计峰值出现在2015年，此后很可能保持在既有水平，或出现负增长；基础设施中的公路建设，在东部和部分中部省份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汽车的长期需求峰值将在2020年左右出现，但今后一些年基本保持略高于GDP的增长率；钢铁、建材等重化工业产品的需求峰值已经或接近出现。住宅、汽车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龙头产业，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占到近些年整个投资的一半左右，这些领域长期需求峰值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将触摸到需求增长的“天花板”。 从实际情况看，近两年来，包括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北京等在内的东南沿海省市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增速，在全国排名中处在后几位。实际上，它们的增速回落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这些省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达到或超过的上面说过的11000国际元。这也说明增速回落的规律在中国是有效的。 总之，这些事实表明，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并不仅仅是一个逻辑推论，已经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最近两年，是增长阶段的转换期，潜在增长率大概在7-8%的水平，之后将会稳定在中速水平上。这个中速水平是多少，将会有一个寻找均衡点的过程，我们估计应该是在6-7%之间。 《21世纪》：应当如何认识这一经济增长转换的性质？ 刘世锦：我们以为，经济增长阶段转换反映了经济增长的规律，按规律做事就是正确的。从工业化的历史经验看，能够在人均收入11000国际元处出现自然回落，是追赶型经济体成功的标志，因为已经较完整地吸收了高速增长的潜力，与更多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相比，会看的更为清楚。其次，即使增长速度降低，每年的新增量依然很大，只是与持续增大的总量基数相比，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例如，2000年时增长10%的新增量，到2012年只能推动2%或略多一点的增长，若要实现8%的增长，新增量至少要相当于当年的3倍以上。第三，今后一些年，为了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居民收入倍增目标，居民收入增速将有望超过GDP增速，老百姓的实际感受有望改善。还有，今后一些年即使增长速度降到7%或再低一点的水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依然可望如期实现；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按现价美元计算得到中国的经济总量有很大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 ，人均收入水平有望踏入高收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