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青铜器.doc

鄂尔多斯青铜饰牌的造型纹饰及文化内涵 鄂尔多斯位于中国北方草原,而鄂尔多斯青铜器就是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所遗留下来的艺术品。鄂尔多斯青铜中有兵器、工具、车马具和装饰品，尤其以青铜装饰品最为精美,主要有头饰、项饰、服饰等,不仅数量多,种类也繁杂。而服饰以腰带饰为主,腰带饰由各种动物纹为装饰图案或者以动物为造型的带扣、饰牌、饰件等构成,饰牌作为古代特殊装饰的一种分支,它独特的造型纹样包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在青铜器时代，纹饰具有十分重要和独特的功能。张光直先生曾经指出“政治、宗教与艺术的紧密结合在古代世界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在中国，这种结合就集中体现在青铜器,尤其是青铜器纹饰上。”虽然张光直先生在此所说的主要是以农耕生产的方式为基础的中原地区的青铜艺术，但他的这个观点也同样适合于北方游牧地区的青铜艺术，只不过它们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各不相同。 青铜饰牌是鄂尔多斯青铜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属于工艺美术的范畴。 一、鄂尔多斯青铜饰牌的造型特征 鄂尔多斯青铜饰牌的造型纹样中以动物纹样居多。动物纹饰是北方草原最重要的造型艺术内容之一。草原动物纹样被使用的最为频繁，从史前岩画到近代民族民间美术，从绘画、雕塑到服装服饰，有视觉造型的方面就有动物纹样。 考古中青铜器一般是在墓葬中发现。大概早期北方民族有灵魂不灭的信仰，所以在下葬的时候将死者生前使用的大量日用品一同陪葬，以确保死者在另一个世界使用。与现代人的思维方式相比，生活在原始的先民，没有高超的技术，因为材料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使造型材料与作者的智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个结果促进形成了相应形体的重要因素。这些造型有着自己的审美风格和装饰特征。审美文化决定着造型与装饰特征，造型和装饰特征展现了某一时期或当时的审美风格。 这是一件虎擒咬斗纹的青铜饰牌（图1—1）,其动物纹即是它的实用造型本身,是表现草原上弱肉强食的激烈场面的动物纹饰牌。主要造型采取以浮雕、镂空的手法表现,左侧是振动双翼展翅欲飞的猛禽曲颈咬住老虎的脖子,而右侧的老虎张开大口咬着猛禽的大腿。在这张饰牌的背后,隐藏着让人浮想联翩的信息,它可能暗喻着以虎为图腾的民族和以鸟为图腾的民族为争夺生存空间而展开的殊死角斗；由于没有界框，使画面更加真实生动，给观赏者无限的暇想空间，使纹饰与器物浑然一体，产生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这也成为了青铜器饰牌形式上最独特的特征之一。 桑塔耶那所说：“野蛮艺术的特点就是：庞大的体积，某些细节的突出，花样复杂，仅仅这些特点就足以产生一个神秘的奇迹，人们世世代代为此所吸引，野蛮艺术一半是巫术魔法。”①青铜器在造型思维与造型形态上与原始艺术都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从外部特征的强烈、粗犷、诡奇到内涵的神秘,与题材、情节的一致性。 青铜器的动物造型的方式与当下对物写生式的方法有所不同，作者与物象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固定位置的画与被画。而是通过对经验的、现实的、必然的物象全面的感悟。从而表现出自我主观的、直觉的、意念的理想化形象，追求原始艺术的神秘感和真挚的野性美。 这是一幅虎豕咬斗纹金饰牌（图1--2），整体呈长方形，边框用了绳索纹，主体图案为浅浮雕的猛虎与野猪缠绕咬斗的场面。鄂尔多斯青铜器动物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第一视觉的冲击力，这是个多视点构图。作者想要强烈表现的是对两种野兽力量的抗衡之美，野猪在上，虽处于劣势，但仍死死咬着猛虎的一条后肢，奋力反抗，双方厮杀得难解难分。还有该饰牌造型生动，其塑造的后肢翻转实际上是取材于动物搏斗翻滚时的精彩瞬间，是现实生活的高度再现和夸张，而这看起来不合常规的姿态具有浪漫主义风格，恰恰也是艺术的升华表现。虎纹与猪纹除了动感的装饰色彩其线条的纹路形成了强与弱的对比，使画面在粗犷、紧张之余还显出了节奏美感外还包含着战国时期的度量衡制度、书法、金属铸造技术以及早期北方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文化交往等方面的诸多信息。 青铜饰牌有重复式的造型，它体现在它的构图形式中，也体现在动物形象当中。因此，在观赏者的视觉中体现了另一种审美风格。 两件饰牌上的动物纹样几乎一样，驴纹青铜饰件的造型与形态趋于一种程式化的特征，只是在构图组织上发生了变化，产生了不同的视觉效果。在造型上以长方形较多，此外还有椭圆形和不规则的动物纹饰轮廓。在构图上有对称式、叠压式、排列式等几种基本方式。不同的只是里面的内容。因此，可以说鄂尔多斯青铜器是一种将程式化与变化完美和谐统一的艺术种类。 早期北方民族的部族首领凭借或借佩戴有讲究的饰牌来区分身份地位和部落领域。他们毫不怀疑纹饰中的马和羊与生活中的实体有什么不同，这种‘神秘的一致’，常常使他们想到腰间的牌饰，猛兽的纹样就能使他们变的英勇，当然‘马’就能保佑他们善战了，而‘羊’则能赐给他们财富。 这些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