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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读书名言精编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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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读书名言1

来厦门前，鲁迅曾考虑过多次，绝不能把教书当成终生的职业，因为当时中国政治极其腐败，社会上邪恶的事情太多，鲁迅认为自己会忍受不住的，所以他把教书看成是短期的“休整”，并为以后的生活积聚一点必需的钱。他和许广平有约在先，彼此分别一段时间，埋头苦干两年，有了一些积蓄之后，好安排以后的生活。作为教育部佥事（处级公务员）的鲁迅，在大学兼课工资常被拖欠，他曾是索薪运动的骨干，索薪时还被警察打掉了一颗门牙。从1926年1月至7月，他只领到了4次薪水元，而历年拖欠其薪水高达9240大洋。后在女师大事件中，鲁迅和教育部总长章士钊闹翻了，章士钊便公报私仇开除了其在教育部佥事一职。就这样，鲁迅失业了。当时厦大许以高薪，北大一批在编教授，如沈兼士、林语堂、顾颉刚、孙伏园、张星烺、史国禄、张颐、法国汉学家戴密微等纷纷南下厦门，大有半个北大南移的趋势。7月28日，鲁迅也收到了厦大500大洋的薪水和车旅费，抵挡不住月薪400大洋的诱惑，抱着换一个环境的想法，他接受了林语堂的邀请。

1926年9月4日，鲁迅来到厦门大学，但3个多月后的12月31日，鲁迅辞职离开厦门大学，原和厦大签订了2年合同的他，只在这里工作了短短110多天，这是为何？

主要是因为鲁迅与厦大及其校长林文庆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林文庆为了清静与省事，把鲁迅这个“捣乱的异端”赶走了。

林文庆（1869-1957），字梦琴，福建海澄（今龙海市）人，华侨领袖黄乃棠的女婿，早年接受了系统的国学教育，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硕士，包括福州话、厦门话和北京官话在内，能说10多种语言，他在新加坡行医致富。鲁迅受聘于厦大期间，他是厦大校长兼国学院院长。他加入了英国国籍，却被中国儒家思想所吸引，是一位讲英语的儒家学者。

林文庆同情康梁的，支持孙中山的辛亥革命。1906年，他参加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为革命募捐了巨款。他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精通英文、华文的双语教育家。他在新加坡开办了华语学习班。他参与筹建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并任首届协理，直到他去厦门大学工作，促进了新加坡华商与中国之间的贸易。1921年，厦大创办人陈嘉庚邀请他担任厦大校长，他任职16年，直至1937年厦大改为国立，他才回到新加坡。在任职期间，他提倡国学，并在1926年成立国学院。

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两门课：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每周4节课，月薪400大洋（约今万元）。他的课很受学生欢迎，除了本系的学生外，还有外系的学生和教员慕名而来听课，教室里座无虚席，连走廊和窗台上也挤满了人。

但鲁迅和林文庆在两方面存在矛盾：一是国学问题；二是金钱问题。

当时的厦大，死气沉沉。已经过去7年了，这里的报刊，用的还是文言文，学生成天背古书、写古文，不能参加社会活动，不让有一点活气。厦大二楼礼堂，每周要举行一次周会，而且就像教堂做礼拜。尊孔的林文庆，每次在大会上讲国学经典：“治国平天下”、“独善其身”的大道理。他还用英文写了一本《孔教大纲》的书，供学生学习。有些善于迎合校长的教授，也跟着做《论孔教的真义》《孔子何以成为圣人》一类的演讲。对这样的周会，很多学生并不感兴趣，时常躲在宿舍或图书馆看报纸，或读自己所喜爱的书。

1926年10月14日，校长林文庆邀请鲁迅在周会上演讲，演讲的内容中，鲁迅说“少读国学书，做好事之徒”，主张少读儒家经典，多参与社会革命，这些言论深深地刺痛了林文庆。令主持会议的他十分尴尬、不满，出于礼貌，他只有曲解鲁迅的演讲，讲陈嘉庚也是好事之徒。因为鲁迅的观点和校长的见解相悖，因此在同年10月23日出版的《厦大周刊》第160期刊登的演讲大要中删除了“少读国学书”的这部分内容。对于文章的被腰斩，鲁迅十分愤怒。

鲁迅与林文庆的冲突，除了尊孔读经、做好事之徒的矛盾外，还有对金钱问题的态度。当年的厦大很怪，在教学上，搞复古倒退；在行政管理和人际关系上，却弥漫着拜金主义的浓厚氛围。林文庆对鲁迅之类的学者，采取实用主义，犹如主人与母鸡，我既然养了你，你就要下蛋。鲁迅认为从事国学研究，并非三日两夜的功夫，便可以有所成就，即使是半年的时间，也不见得有什么成绩。为了给厦大装点门面，鲁迅把《古小说钩沉》拿给林文庆出版，但不到半个小时，稿子被送回来了，以后便再无声音，稿子便在鲁迅的箱子里睡大觉了。

鲁迅和林文庆还在金钱上发生了一场正面冲突。国学研究所的预算经费是10万元，林文庆打了对折，缩减为5万元。鲁迅为了这个事情和校长争了起来。林文庆说：“关于此事，是有钱的人，才有发言权的。”鲁迅很气愤，也很幽默，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两个银角子，拍着桌子说：“我也有钱，也有发言权。”这对只有金钱观点，无信义的校长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