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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立法必要性及重要性

行政立法责任，是法律责任体系中的一

点空白。这与现代社会“权责一致”的法理

原则不符。没有责任的行政立法行为往往导

致立法主体在立法工作中的主观和随意，使

得立法结果脱离执法实际，最终不仅可能

害行政管理相对方的正当权益，亦可能使执

法者面临无法回避的执法风险。为强调整个

社会的公平性，我们往往更为看重对行政行

为中处于弱势的管理相对方的保护与救济，

但是，对政府行政机关立法责任的追究的意

义绝不仅仅于此。

在近年来，作为行政执法部门的海关一

再强调“两个风险”的规避问题，如果说

“廉政风险”还能更多地决定于个人的思

想道德修养与自我约束能力，那么“执法风

险”在假设行政立法的结果——一个具体

的执法依据——本身存在瑕疵的前提下，很

有可能让执法工作人员的执法行为“先天

不足”，导致错误的执法结果，使得行政机

关与具体工作人员不得不承担最终的行政

责任。从这个角度看行政立法责任的问题，

也许会得出一个新的结论：在错误的行政立

法行为面前，没有强势方，只有被侵害的同

样缺少安全与保障的弱者。追究行政立法责

任，对执法与守法双方而言同等重要。

一、行政立法责任追究的必要性

建立行政立法责任追究制度，有法学理

论上的必要性和现实工作中的重要性。

法理上的重要性

从法理上看，违法行为发生之后即产生

法律责任，而是否承担责任关系到整个社会

的公平与正义。

行政立法责任因行政执法责任的产生

而出现。在行政执法中，有两个方面的当事

人——行政执法人员、行政管理相对方。如

果受到侵害，管理相对方的权利需要得到适

当的补偿与保障，这是行政执法人员应当承

担的职责。承担的方式主要有:补救性责任

和惩罚性责任。补救性责任即对违法行为所

产生后果的补救；惩罚性责任，则是对造成

损害的责任人进行处理，让其承担一定法律

责任。如果行政执法人员仅仅因为依照有立

法瑕疵的行政执法依据进行执法行为，造成

了侵害结果而导致本人受到处分与惩罚，同

样违背了法律公平正义的原则。如果不能追

究行政立法者的责任，那么又谈何追究仅是

“依法行政”者的责任？如果不能从根本

上解决违法行为产生的原因，即：撤销已制

定的违法的或不合理的行政立法，或是制定

新的行政立法。那么补救性责任就只能狭义

的针对个体的、已经受到侵害的管理相对人，

而不是所有潜在的可能受到侵害的管理相

对方。

现实工作中的重要性

1、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

在法治国家建设中，行政立法在实现行

政权的正确、合理行使，保证行政相对人的

正当、合法权益等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但是我国目前行政立法在其实施过程中，却

存在不足，可能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比如：海关行政处罚担保的扣留期限问题。

在《海关法》、《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等

重要的法律法规中，都没有关于担保财产扣

留期限的相关规定。这样的规定不明，导致

海关在办理行政案件过程中，随意性过大，

可以长时间扣留当事人的担保物，有可能损

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2、对行政执法者正当执法行为的保护

上述的执法不确定性，、似乎可以看作

是行政机关的执法自由裁量权，即使发生了

侵害后果，也是难以追究行政责任的，应当

对执法者有利。但是，这种不严密的立法行

为产生的执法界线的模糊，对于具体执法人

员言，是更为危险的双刃剑。

仍以担保为例：《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

例》第三十九条对于海关行政处罚担保的适

用情形的规定十分简单：“第三十九条：有

违法嫌疑的货物、物品、运输工具无法或者

不便扣留的,当事人或者运输工具负责人应

当向海关提供等值的担保,未提供等值担保

的,海关可以扣留当事人等值的其他财产。”

该条文予人的第一印象似乎是赋予了

行政执法者较大的执法权力，然而在经过分

析后，就可以看出在实施过程中是存在较大

争议的，依此执法的行政部门与执法者面临

着相当的且无法规避的执法风险。

此规定的争议性主要集中在对“违法

嫌疑”和“无法或者不便”这两个概念的

不同理解上。

对“违法嫌疑”的理解——即“涉嫌

违规”案件能否收取担保？

目前各海关在实践中较为普遍的一种

观点认为，《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三

十九条所规定的“违法嫌疑”，应该包括走

私嫌疑和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