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经济结构的特点.ppt

资料链接：“自耕农”的性质：“国家佃农” 表面上,耕地既可以继承、转让、买卖，按西方人的观念，即有了 “处置权”，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归己所有。这是西人以个人本位的法权概念为逻辑起点的，顺之推理，自不成问题。但古代中国呢？什么时候有过“个人本位”的法律地位，连“个人”本身 也是从属于“国家”的。套用西人概念势必张冠李戴，驴唇不对马嘴。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称呼自耕农拥有的那份“私有土地”呢？能不能说它实质是国家将其“国有”土地“租种”给农民？或者索性叫它“承包”给农民？ 正如前节所述，从发生学过程来看，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是沿着一条自然演变的路线前进的，个人的“主体性”从来没有独立过。它最初只是全部交付给贴身的小共同体（氏族一部落）的，随后一步一步地不断上升，直至大一统国家成立，氏族一部落外壳剥离而变为府县乡聚,“朕即国 家”、“君临天下”，“天下”之人也就尽入“吾彀中”，为“君父”的“子民”，仰 天翅首等待“皇恩浩荡”的“雨露滋润”,很自然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这里还有一个中国特色的关键,就是通过春秋战国至羸秦，世袭贵族被消灭（始于商鞅，基本完成于秦灭六国）。 各级贵族的被消灭，意味着“王（皇）权”与基层百姓之间，再也没有可以与之抗衡的“异己”社会力量。社会只是国家的一个从属行政单元。过去农民 曾与之多多少少保存着原始共同体感的“历史”被切断,显得异常孤立 (代之“流官”既非本乡本土，又绝对对皇权负责）。从事农耕的农民在其被安排好的社会结构环境里,最关切的只能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后者是“天”，前者是“人”。 试问除了国家，还有什么实际的社会力量（入秦后的中国传统社会，严格说只有国家,而无“社会”）能从根本上保障他们的“安全”呢？所以中国老百姓既怕 “兵”，又不得不养兵。然而,他们为此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必须倾其 全力维护这个共同体,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军队。 所以“小私有”的小农,本质上是为国家“打工”的，他们必须看“国家”的脸色生活。要认识这一点，关键是必须看成果分配领域’即“收益权” 。 从秦汉时期来看，我们对这一时期 受田农民负担的总体状况，已经比较清楚。〔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髙敏《秦汉赋 役制考释》〕 在云梦秦简公布后不久，1979年3月，王毓辁先生著文考释两汉赋役制度，归纳汉代征敛项目共有田租、刍稿、算赋、口赋、献、贡、力役七种,认为前两项出自田土,后五项出自人户，并得出了“出自人身的重，出自土地的轻”的 结论。 稍后,谢天佑先生曾将力役折换成实物，统一计算过西汉自耕小农全部赋役负担与劳动总收入的比率，王家范做唐代租庸调总额折换成实物或货币后所占的比率，两人的计算结果十分谋合,大致都在总产出的 50%上下，其中力役及其变种（人头税、布调）比重最大。〔王毓铨:《“民数”与汉代封建政权》谢天佑、王家范:《中国封建社会的个体农业经济和賦税剥削率》〕 王毓餘先生发表上文时最初只是强调两汉政权严格控制人口的“封建”本质,到了1980年10月起草《〈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身份〉写作提纲》 (以下简称《提纲》）时,看法明显更深了一层，认为中国历史上的自耕农绝不像欧洲18世纪农民那样是“自由”、“独立”的农民，并说这个问题是 “ 了解古代中国的一把钥匙”。 毓检先生说，“往时读两汉史书，见县乡设置不以地域广狭而以人户多寡为标准，官吏名号秩别也因人户多寡而不同，以为此异于今制，不疑其别有缘故。又见各郡国之下具列户口细数而无垦田细数，尝惜其体例未必尽善，不识其另有道理。”〔由于秦简的发现，现在已经知道秦代即有比较严格的“上计”制度，并非像过去 所说的起始于汉。萧何入咸阳首取贏秦的簿籍也由此得到佐证。秦代情况可参髙敏《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秦汉两代“上计” 制度主要集中于賦税徭役的管理，时间一般在每年的九月，即农业收获之后，亦 非偶然。两汉“上计”更趋制度化，形成一个规模不小的管理系统，由下至上集中，有专业人员司职。据《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胡广语，“上计”内容已包含有“垦田数”项目。王毓铨先生所说无垦田数，至少自西汉末起不确。起于何时，目前无考。〕这一疑问终于被先生逮住，由此而获 得史识的重大突破。 确实,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现象,却长期被史家忽略。这答案就在授田制里。 中国古代不可能有类似罗马那样的法制观念,因此很难找到明确规定法权的条文。这确实给史家解释产权真相带来了特殊的困难，但也不是没有线索可寻。 《商君书?垦令》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历史文献。这是商鞅为秦国起草的关于耕垦荒地的一道法令，共提出了20项对策，涉及地税制度、商品税制度、徭役制度、刑罚制度以及取消贵族特权、防止贪污、压抑商人、制裁奢逸等政策,有似纲领性文件。其宗旨都服从同一个主题:督促民众积极耕垦土地,实现以耕战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