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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与经济法的关系 　　江合宁 　　可持续发展作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思想理论成果，已被世界各国的政府和学界所认可。它不仅是一种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而且也是一种崭新的经济哲学。(注：方民生。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行为规范[j]。浙江社会科学，1998(3)。)它以空前的力量影响着我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在法学领域，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原则、一种理念在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法中得到了一定体现。但是，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经济哲学对经济法有何影响?本文试图就可持续发展与经济法的关系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可持续发展与“整体本位论” 　　可持续发展的提法始于本世纪70年代。这一概念从提出发展到今天，其涵义已远远超出了原有的内容。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强调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科技协调发展，永续不断。可持续发展要求把发展的负面效应和代价降低到最低程度，使地球的资源和环境免遭或少遭破坏，既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保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子孙安居乐业，继续发展，从而实现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统一。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发展观、哲学观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综合性、长期性、协调性、反波动性等特征。(注：王全兴，樊启荣。可持续发展立法初探[j]。法商研究，199 8(3)。)笔者认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经济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首先，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性强调经济、人口、社会、科技、环境、资源的协调一致，共同发展。从空间上看，可持续发展是各地区、全国乃至全球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是全社会范围内，各阶层、各集团、各单位都增进利益的共同发展。“整体本位论”作为经济法的哲学基础，以社会整体为其出发点和归宿，以社会整体的共同利益为最高利益，个体利益为次，客观地反映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要求，其目的也在于实现社会整体控制与协调发展。 　　按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经济法的调控、规制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在总体上对国民经济运行协调和控制，以及在具体方面对经济活动进行规范、限制和引导的统一过程。 　　民法以个人权利为本位，而个人权利本位以自然权利理论为其哲学基础，它有利于保证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实现，以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每个个体得到充分发展，在民法看来，个人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基础，并组成社会利益。只有充分保证个人利益的最大实现，才可以促成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注：陈云生。权利本位价值模式的历史命运[j]。政法论坛，199 7(3)。) 　　同民法着眼保护利益最大化的个体利益本位思想相反，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着重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导向，协调个人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实现利益均衡，促进社会共同价值目标。在经济法看来，社会利益是个体利益的整合，不是个体利益的简单相加，社会利益决定个体利益，只有站在共同利益之上，才能协调各层次利益关系，而个体利益至上，必然破坏利益均衡与和谐。所以，经济法所坚持的利益原则是整体利益至上原则，利益均衡原则，保护并限制个人利益原则，保护社会弱者利益原则。(注：何文龙。经济法理念简论[j]。法商研究，1998(3)。) 　　其次，按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经济、人口、社会、环境的发展，不仅要全面协调发展，而且要稳定、永续发展。经济法与民法促进个体(私人)经济安全不同，经济法应着眼于国民经济全社会整体安全。这种整体安全首先是指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和持续发展的协调状态。协调是关于发展过程和系统总体状态的规则，是指一系统存在多重因素关系和多种相互作用条件下，把不同质的因素和不同类型的相互作用统一起来，满足指定功能的过程，表现了系统结构与功能关系的客观规定性同人与社会发展目标的主观规定的统一。(注：王宏波。论社会发展的协调范畴及其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1994(1)。)国民经济发展协调状态是一种理想状态。一方面，在总体上，它表现为社会需要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一种适应与满足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具体上它表现为经济系统中的多种因素和多种力量的多重促进、多元互补的合理配合关系。 　　可持续发展的无波动性还要求通过经济立法抑制经济系统中不协调因素与力量，防止经济疲软、过热和动荡以及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等消极状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对促进消极意义上的经济安全具有更大的重要性。(注：积极意义上的经济安全是指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持续发展协调状态。) 　　再次，经济法还致力于促进整体效益。(注：欧阳明程。整体效益：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的主导价值取向[j]。法商研究，1997(1)。)效益作为一种法律价值，导入法学领域始于60—70年代法律经济学的兴起。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调节器，民法和经济法都必然把促进效益作为其重要的价值目标，但其具体精神并不相同。民法的私人经济生活本位和个体利益决定了它追求的效益首先是个别的、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