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以近代民族棉纺.doc

　　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以近代民族棉纺 【内容提要】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结构的瓦解，民族机器棉纺织业突发式的产生，以及乡村棉织业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清末民初时期，棉纺织业成为跨手工业和民族机器工业的两栖行业，成为早期工业化进程中二元模式的典型。二元模式中既存在着竞争，也存在着互补，但互补构成两者间关系的主导面。从原始工业化到工业化的过渡具有渐进性和渐近性，后发现代化国家在进行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必须抓住这个规律，坚持走移植与嫁接并举的二元工业化道路。 【英文摘要】After the Opium y framented,her national mechanical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started in a abruptive e anamphibiousindustry covering handicraft and national mechanical production,a striking example of dual mode in the process of early industrialization.Both petition and plement existed inside this mode,yet plement is the predominating aspect.It is a gradually progressing and approaching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from protoindustrialization to mechanical production.Later-modernising states must grasp this regular rules and undertake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by persisting in the dual es/industrialization/proto-industrialization/dual mode 【正 文】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开始瓦解，19世纪60～70年代，清政府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启动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进程。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放松了对民间资本投资机器工业的限制，民族机器工业在若干行业尤其是棉纺织、面粉等业中获得了显著发展。早期工业化发展之后，中国社会经济内部传统手工业的命运如何？学术界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破产说和依附说，认为：在自然经济基础上进行生产的城乡手工业，既已无力抗拒外国商品的侵袭，只能步步退却，销路日见萎缩，也就无法逃脱破产的命运，棉纺织手工业是遭受破产命运的典型行业，而丝茶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代表了中国手工业的另一种命运，即在外国资本和买办商人资本的控制下，变成出口原料的加工手工业从而依附外国的命运。[1]笔者认为，将中国传统工业在鸦片战争后的命运归结为破产和依附两种类型，很难全面概括近代手工业的复杂情形，在若干手工业行业中，传统手工业得到了发展，出现了原始工业化现象，并与工业化在一个长时期内共存，构成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本文试以近代棉纺织业为例，对这种二元模式的形成、原因及其内部关系等问题，阐释如下。 一 二元模式大约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清末民初时期，经历了自然经济结构的瓦解、民族机器棉纺织业的突发式产生、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乡村棉织业的发展等三个步骤，至20世纪初形成为跨手工业和民族机器工业的两栖行业。 鸦片战争后，输入中国的外国机器棉制品逐年增多，传统手工棉纺织业已在一定程度上遭到洋纱洋布的摧毁，据统计，1890年外国进口洋纱已达108.3万担，洋布达1656.1万匹[2](p1368)。按学术界已有的估算，1894年全国土布产量5.89亿匹，需纱741万担，其中机制纱174万担，则机纱已占土布用纱总量的23.5%[3]。从局部地区来看，传统手纺纱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冲击，如闽广地区土布用纱总量中约67.8%已为洋纱所取代。但是，对鸦片战争后传统棉纺织业所受到的破坏不能估计过高，因为即使是在开埠通商最早的东南沿海地区也还存在着手纺纱的大量记载，如上海在光绪二十年(1894)以前，沪上未有纱厂织布，纱线均手车所纺[4]，同一时期的苏州也是这样，织布纱线，均手车所纺[5]。其它内陆地区与边远省份的情形可想而知。甲午战争后，随着在华通商口岸外资纱厂和民族机器纱厂的相继设立，自然经济结构的解体进程进一步加快，尤其是民族机器纺纱业加入了对传统手工棉纺纱的排挤，如上海民族机器纱厂生产的棉纱售价且较印度纱略好一成，所谓十支棉纱、十四支棉纱二种，于民间畅销，最为合宜[6]。 自然经济结构的解体趋势与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