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侦查阶段三类诉讼主体权利保障及其相互关系研究..doc

刑事侦查阶段三类诉讼主体权利保障及其相互关系研究各国刑事诉讼立法和理论研究都片面强调在刑事诉讼中保护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利益，宣扬保护被告人的人权，刑事审判的天平不断地向被告人倾斜，以致造成了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忽视和损害。合起来研究可以避免只强调对一种人的权利保障而忽视对其他人的应有权利保障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虽把犯罪嫌疑人列为当事人，使其诉讼主体地位在理论上及立法中得到确认，但由于缺乏立法及司法双重层面上的权利保护，因而这种诉讼主体地位在事实上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实现。在注重人权保障，加快诉讼民主化进程的今天，探讨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对于构建科学的诉讼结构，推进诉讼程序正当化，进而实现刑事诉讼法治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英国思想家洛克针对封建专制，非人道的司法制度提出：“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自由作为权利中位阶最高的，这句话揭示了法与权利的内在联系，法应当是保障权利为前提，以保障权利为最高价值目标。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和地位受到普遍的关注，始于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犯罪与刑罚》，此书开辟了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研究的之先河，提出了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最基本的原则——无罪推定原则，“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当被假定为无罪”这为强大的国家与弱小的个人进行平等，公正的对抗提供了一个平行的法律平台。“疑罪从无”、沉默权、辩护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原则，为确保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乃至整个诉讼阶段的权利得到维护。现代的法治大背景下，刑事侦查越来越强调内在程序价值，程序正义。不在于要不要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而在于以何种方式查明事实真相。 以我国现在的司法实践情况来看，我们公安司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对于充分发挥公、检、法三机关的职能。揭露犯罪事实，惩罚犯罪，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确实发挥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其诉讼结构本质上已经不能满足我们国家法制化进程和保障人权的要求，其弊端和漏洞也是逐渐显现出来： 侦查观念的陈旧。 由于封建时期形成的纠问式模式的影响，在侦查观念中普遍缺乏人权意识，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法制建设不断加强，队伍教育整顿反复进行的同时，在“人治”的侦查体制还未根本转变的背景下，侦查机关在观念方面尊重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的认识进度缓慢。时至今日，无论是基层警察还是高层警察，许多观念还是深受传统侦查模式的影响，未能真正适应和符合现代侦查模式的要求。我们国家的侦查过程中充斥着职权主义色彩，传统纠问式侦查观念以追求实体真理为理想，认为侦查是刑事诉讼活动的开始，应以破案为第一要务，侦查员以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为第一天职，因此侦破多少案件成为所有警察的目标和职业追求，在这个大环境下，“严打”、“限时破案”、“从重从快”等专业术语孕育而生。由于缺乏对侦查成本的预算，缺乏行之有效的司法审查监督，更由于缺乏对程序价值和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的思考，，一切都为了实体结果意思上的公正，使程序正义在这种环境中没有生存的空间，也没有生存的意义，从而导致范罪嫌疑人在刑事侦查阶段一度在业内被公认为“人犯”，使犯罪嫌疑人应有的权利成为一种奢望，一种“追求”，这是多么的可悲啊，多么的让我们不断地去思考和反思我们的目的和价值在于什么。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作为被追诉者，很难享受和公权力机关同等的地位，相对于公权力，我们犯罪嫌疑人绝对可以说是弱势群体，从我们刑事诉讼法确定的“未经审判不得定罪”原则上来说，我们要践行没有被判有罪之前，应当被假定为无罪的思想，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主体地位。从推行侦查民主化、科学化和建立现代诉讼模式的需要出发，不是为了侦查而侦查，而是以公诉引导侦查；不是为了破案而侦查，而是以法庭审判的结果作为衡量侦查成功而否的尺度和破案结论是否正确的标准。我们应该在不懈追求实体公正的同时，把程序公正摆在与实体公正同等位置，追求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统一。随着诉讼理论的深入，人们不再仅仅关注作为手段的程序价值，而更多地关注作为目的的程序价值，即诉讼程序的内在价值。所谓刑事诉讼的内在价值是指人们据以评价和判断一项刑事诉讼程序本身是否具有善的品质道德标准。 另外，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相当有限，也缺乏相应的保障措施，致使监督常常流于形式。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只能以提建议的方式促使其纠正，假如公安机关置之不理，检察机关通常也别无良法。尽管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中，对于公安机关通过一定手段所获得的非法证据，可以拒绝作为控诉犯罪的证据，但由于“配合原则”的要求以及各种法外因素的干扰，司法实践中，人民检察院很少使用这种手段。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大量工作都是书面审查侦查机关报送的材料，而侦查活动违法的情况很难想象能够反映在案卷中。即使犯罪嫌疑人等向检察机关反映警察在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