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诉讼法会见制度的不足与立法建议-刑法论文-法律论文-法学论文.docx

新刑事诉讼法会见制度的不足与立法建议-刑法论文-法律论文-法学论文 ——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 　　会见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辩护人普遍依法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也是正当程序的当然要求。 　　然而，由于1996 年刑事诉讼法关于会见权的规定简单，使得刑事诉讼中的会见始终不通畅，特别是侦查阶段的会见更是困难重重，不是司法机关恶意阻挠会见，就是拖延会见，律师无法掌握第一手材料，导致辩护权难以得到充分有效的行使，严重影响了犯罪嫌疑 利的保障和司法公正的实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见难被视为办理刑事案件的三难之首。虽然 2007 年修订后的《律师法》率先完善了律师的会见权，但因为其法律位阶低，所以在《刑事诉讼法》没有修改的情况下，《律师法》作出的规定实际上没有多大的法律约束力。在此背景下，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为新刑事诉讼法) 对会见制度进行了完善。新刑事诉讼法对会见制度做了哪些方面的修改? 是否存在不足? 如有，又当如何完善? 本文针对这两个问题从规范与价值两个层面做尝试性探讨。 　　1、 新刑事诉讼法会见制度的修改内容 　　1． 1 取消了不同诉讼阶段会见权的差异 　　律师辩护的职责主要在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是实现刑事诉讼中犯嫌疑人 保障的马前卒。1996 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这一条款说明了在侦查阶段，是不存在刑事辩护的，只有进入审查起诉阶段辩护人才能够进入刑事诉讼中。这一规定是不科学的，一方面，侦查阶段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最容易受到侵犯的时候，在此阶段犯罪嫌疑人情绪较为不稳定，不知道犯的罪的轻重，因此最需要提供法律帮助，可是此时辩护律师却不能采取任何行动，错过了 保护的最佳时机; 另一方面辩护律师在此阶段也容易掌握最原始的案情，找出有利于辩方的证据材料，做出有利于己方的辩护，而到了之后两个阶段，事实、证据材料等都已基本稳定，此时辩护律师再介入已难以力挽狂澜，可见，在侦查阶段赋予辩护人会见权是辩护人履行职责的需要。因此，新刑事诉讼法对此进行了修改: 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该条款的诞生，打破了以往律师不可介入侦查程序的 ，明示了辩护人在任何阶段的会见权利，不应因为所处阶段而受到时间、次数的限制。 　　1． 2 明确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时间保证 　　如果没有从法律上对律师会见的时间予以保证，那么一些羁押机关可能利用各种理由进行推搪阻塞，拖延会见时间，阻挠律师会见，使得律师为了会见而三番五次的跑去羁押机关却被各自推脱，会见始终得不到解决，或者即使让律师会见，也刻意缩短会见时间，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及时的维护，也给辩护工作带来一定的阻碍。新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这使得羁押机关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明确了羁押机关有应当安排会见的义务，并且对及时安排会见的时间做出了量化的规定，这让羁押机关不得随意拖延会见时间，这解决了司法机关恶意拖延的可能性，对于提高司法办事效率与辩护职能的履行都具有重要作用。 　　1． 3 确立了辩护律师持三证的会见制度 　　1996 年的刑诉法第 96 条第 2 款规定: 侦查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在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时派员在场。对涉及国家秘密和案件，律师只有经过侦查机关批准后才能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然而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因为国家秘密界定标准的不确定性和是否应该派员在场的模糊性，这就给了侦查机关以不知是否应当派员到场为由拖延甚至拒绝律师会见，会见难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律师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会见不需要经过办案机关的批准或安排，只要持有效证件和相关手续就可以直接到看守所会见。但这项规定在实践中基本上未获得执行。这也是本次诉讼法修改人们紧密关注会见权问题的原因。 　　新刑诉法第 37 条规定: 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这说明了辩护律师持有三证即可畅通无阻的会见，不得再以任何理由拒绝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