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初期女作家母性关怀.doc

“五四”初期女作家母性关怀 　　摘要：“五四”初期，初登文坛的女作家，以其独特的个体体验和女性特征，把母亲书写作为自己的园地，拓宽了女性巨大的写作空间，并一度成为她们在公共生活中的最纯表达、最佳表述和发言权。当现代的国家民族主义要求妇女以国民的身份承担为国家服务的责任和义务，母爱言说成为分享男权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民族国家话语的权利工具，展现了女性独特的思考和参与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理想。 　　关键词：女性 母爱 公共表达 理想建构 　　 　　中国的女性文学脱胎于传统的闺房吟诵和社交酬唱，女性之创作始终以男性或男权话语为中心。事实上并不是没有女性的文学传统，并不是没有杰出的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而是由于男性中心的价值观和题材等级观念的存在，导致女性在文学史上的空白。①真正的女性文学始于“五四”，大批女作家登上文坛这块宝地，以卓然独立的姿态占领文坛一隅。在现实政治危机的刺激下，男性启蒙者极力倡导“个人主义”、“婚姻自由”等现代理念，为建构新型强健的民族国家寻找文化资源。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作家并未按照启蒙者的期待和愿望颂唱“自由恋爱”、“个性解放”之歌，在她们的文本中，母亲书写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公共视阈下的母爱言说，使她们开始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中心话语或“说话”的权利，成为女性意识萌发的冰山一角，并以另一种姿态承担了现代 　　民族国家建构的努力和责任。 　　 　　爱母：想象空间的公共表达 　　 　　法国当代著名的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颠覆传统阳性写作，倡导“阴性写作”形式，以女性的身体作为写作的源泉和动力，除了女性的生理欲望，西苏还将母女之间的联系作为她们写作的来源，“女儿从未真正远离过母亲……在她的内心总是至少保留了一些母亲的乳汁，她是用白色的墨水写作的”②。这种“乳汁写作”的方式，颠覆了男权意识形态对女性的规范与统治，从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写作领域。对于初登文坛的“五四”女性作家们而言，长期的封建伦理思想与父权制意识形态合谋所施加的道德禁锢，仅凭一股“自由解放”的春风一时之间很难吹开她们紧闭???心怀，由此其私人性的一面被加以遮蔽，而母亲却是共通的，“母亲”在社会表现的过程中一直作为起关键作用的“意象”而存在，她是社会审美的基础。意识形态是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促成集体理性的实现，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现代性转化，主要特征是世俗化、科学化、平民化。④对母亲的书写以及爱母情怀的抒发在当时的社会更容易找到其合法性存在的基础，有悖于男性启蒙者的设想规划，她们无疑是在男性统治相对薄弱的环节中打开了一条缝隙，在这里，女性开始了她们的公共表达。 　　在“人的觉醒”、“个性解放”的时代主题下，踏上文坛的“五四”女作家们大多走出家门，远在异国他乡孤身拓展着人生的天地。现实的遭遇与心灵的孤寂又让她们遥望家中的慈母，表达绵长的爱母情怀，石评梅在《病》中哀叹：“在这悲哀的人生，只有为了母亲而生活。”⑤“棘心夭夭，母氏劬劳。我以我的血和泪，刻骨的疚心，永久的衰慕，写成这本书，纪念我最爱的母亲。”⑥这是苏雪林用血和泪写成的对母亲的真情告白，然而正是这种“母亲的缺席”所导致的距离空间，让她们眼中的“母亲”在想象中加附了太多的象征色彩和理想成分，母亲的缺失象征了新女性在现代社会的艰难处境，“缺失母亲”使“女儿”可以创造自己的故事。但是，“女儿”又不可能真正解放――她们陷在男女两性关系中，痛苦地希望“母亲”救她们，为她们的被社会否定的情感作保证。这种隐讳的公共话语叙述既可以看做是妇女传统的生存方式给文学创作带来的极大影响，同时也显示了知识女性争取公共生活空间的一种策略选择。 　　“母亲”在想象中被理想化，并承担太多时代使命，她所生活的传统封建家庭相反地成为梦魇般存在的鬼狱，这种“家与母”的尖锐对立，产生两种相辅相成的效果。一方面，使得这些外出的“女儿”更加怀念梦中的“母亲”，同时在她们爱母的情怀中又多了一份对母亲的同情与理解。例如谢鸣岗七次逃脱父母订下的婚约，对母亲这位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依然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冯沅君让她笔下的主人公镌华，这位因母亲阻拦而开辟恋爱婚姻自由血路的勇敢女性，对母亲这一社会角色并未进行颠覆甚至诋毁，反倒在写给士轸的信中流露了两种矛盾的爱。另一方面，这种远距离的观照和审视让她们眼中的“家”，成为封建礼教传统思想的历史载体和兴风作浪的行凶舞台，她们对封建纲常伦理的批判转向对“家”的梦魇般的叙述，这些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新女性，以其自身的经历和体验控诉封建家庭歧视压迫女性的历史罪恶，特别是在求学道路选择这一问题上。“五四”早期的女作家笔下的新女性，大都经受了一条漫漫求学路。她们冲破来自家庭的重重束缚和压力，艰难地走在求知的路途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祖母”这一角色往往被叙述成“家”中悲剧的始作俑者，她掌握着最老套熟练的纲常礼纪，在儿辈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