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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与“后自由主义”
甘阳
《读书》1998年4期
本世纪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艾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 ,一九○九——一
九九七)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五日以八十八岁高龄告别人世。这位常被誉为英国最
博学的思想家,没有留下任何一部系统性的代表作,他的所有著作几乎都是零散文
章的结集,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他强烈的“反体系”立场有关,因为事实上柏林一直
拒绝写作大部头的系统著作。不但如此,柏林本人常常表示当世学界过高估计了他,
说他自己的写作从无计划,更从未想过青史留名的问题,而是更多像一个出租车司
机,哪里有叫唤就去哪里。但不管怎样,英美学界数十年来对他确实评价甚高,认
为柏林的特点在于擅长以一篇文章点出重大课题,用寥寥数十页廓清别人用数百页
篇幅说不清的问题。
柏林于一九○九年六月六日生于拉脱维亚首府里加一个犹太家庭。六岁随家迁
往彼得堡,两年后亲眼目睹了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先后爆发。一九二一年他
随家移民到英国,并在牛津大学完成学业。一九三二年他成为牛津大学有史以来第
一个犹太人教员,并成为所谓“牛津哲学”即今日人称“日常语言哲学”的最早发
起人,事实上这个学派肇端于柏林和奥斯汀(John Austin )当时共同主持的哲学
讨论班,稍后则形成为柏林家的每周四哲学聚会,直到大战爆发被打断。
但五十年代开始,正当牛津学派渐成英美哲学主流之时,柏林却宣布放弃哲学。
原因据说是有一次他坐在飞机上,看到天上的浮云全然无碍于飞机的飞行,他突然
觉得,分析哲学就像天上的浮云,实在无关人间兴亡事,因此决定转向思想史研究。
不过事实上柏林对思想史的兴趣并非在五十年代才开始。他本就对人文领域有广泛
的兴趣,最早发表的文章乃是讨论威尔第的歌剧(以后常年任英国皇家歌剧院监事),
一九三九年发表的《马克思的生涯》已有思想史研究的性质。但一九五一年他发表
名篇《托尔斯泰的历史怀疑论》(单行本以《刺猬与狐狸》名世)后,顿时名声大
噪,从此奠定了他在思想史领域的大师地位。
柏林独具一格的人文自由主义思路(humanistic liberalism ),正是以其思
想史研究为基础,确切地说,是在他对西方思想传统的长期批判反省中形成的。
作为西方学界公认的思想史研究泰斗,柏林意味深长地将他自己最重要的思想
史研究论集命名为《反潮流》(Against the Current )。我愿意借用这个书名强
调,柏林的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反潮流的自由主义”,因为柏林的自由主义植根
于他对西方启蒙和现代性主流思潮的不懈批判。
柏林在思想史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把维柯(Vico,一六八八——一七
四四)和赫尔德(Herder一七四四——一八○三)等对西方启蒙主流的深刻批判提
到欧洲思想史的中心地位(特别参见其《维柯与赫尔德》、《反潮流》、《人这块
歪材料》三书)。柏林认为,西方启蒙和现代性的主流思潮具有不可救药的价值一
元论和文化一元论诉求,而维柯和赫尔德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们在西方思想史上第
一个打破了一元论的统治,高倡价值多元论和文化多元论。但不幸的是,维柯和赫
尔德的洞见从未得到应有的真正重视,占据西方现代思想主流的仍然是价值一元论
和文化一元论。
柏林一生的全部努力,就是致力于把维柯和赫尔德提出的价值多元论和文化多
元论提升到自由主义基础和核心的高度。柏林的所有论述事实上都可以归结为一点,
即不懈地批判各种形式的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不懈地论证今日被称为“柏林
自由主义”的核心观念,即:价值的多元性及其不可通约性(the plurality and
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values),不同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及其不可通约性
(the multiplicity and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柏林认为,对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的强烈诉求乃根深蒂固地贯穿于二千年
来的西方思想传统,其思想根源则在于他所谓的“爱奥尼亚谬误”(Ionian Fallacy),
即古希腊哲学的谬误。这就是力图为千差万别的事物找到统一性的基础,发现出所
谓“始基”或所有事物的最后根据和共同基础。这一“爱奥尼亚谬误”一脉相承地
贯穿于中古基督教传统、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直至现代。其实质是对多元的恐
惧,对差异的恐惧、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对不和谐的恐惧。这种恐惧反过来也就表
现为对一元的寻求、对同一性的寻求、对确定性的寻求、对最后和谐的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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