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方法论.doc

历史研究方法论 历史研究不仅不应排斥而且必须接纳和改造所有积极而有效的理论和方法以为己用，这是历史学不断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和动力，“史无定法”正是历史研究这种包容性和创新性的体现；但是，历史研究又有其自身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即“史有定法”，中国的历史研究，更有自己的“家法”，这正是历史学作为一个独立和稳定学科的保证。“史有定论”和“史无定论”均指历史学家对历史问题进行研究所得出的认识和看法，而不是指历史的本身。一方面，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另一方面，历史学家研究的“定论”却存在被修正、被颠覆的可能。“史有定论”只是相对的，它代表着认识的阶段成果，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史无定论”才是绝对的，它代表着认识的无限过程，是推动历史研究的导向和动力。 必须承认胡适“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 对我的重要影响。虽然这句话曾经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我认为恰恰代表当时的一些学者对空谈理论的不满。我上大学和读研究生的年代，恰恰又是“理论”遭受普遍质疑的时代。或许是这些原因，使得我比较少关注“理论”而更多注重“实践”，虽然也关注方法却极少谈论方法。其实，当前关于理论和方法问题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各种学术流派并存的局面也正在形成，本文不拟再置赘言，仅对历史研究中经常遇到的两对方法论命题略加讨论。 一、关于“史无定法”与“史有定法” “史有定法”本来是个毋须讨论的问题。每个学科都有本学科在产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赖以生存的研究方法或“本门功夫”。哲学离不开思辨，文学离不开描述，社会学离不开调查，考古学离不开发掘，历史学离不开考证。虽然历史研究同样需要思辨、需要描述，也需要实地调查和和实物佐证，但毫无疑问的是，搜集和考证史料即史料学乃是中国历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或“本门功夫”。如果不以史料学为基础，却试图以思辨、以描述解决问题，恐怕出来的成果很难说是历史学的主流成果，或许叫哲学或历史哲学、叫文学或者历史文学更为恰当。而且，历史研究之以史料学为基本方法，并非是刻意的选择，而是学科性质所导致的自然和必然的选择，因为只有通过对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证，才能对历史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所谓“言必有据”，此之谓也。傅斯年史学史料学遭非议，但从方法论说，治史必须从治史料始。不治史料谈历史者，非史家。 英国学者艾·哈登在《人类学史》的导论中说： 人类学科学范围之广以及它们与其他科学的分界线的模糊，使得对它们进行定义和分类成了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但研究工作是没有也不顾及界限的。那些对此产生忧虑的，不应该是研究者，而应该是图书管理员和目录学者，因为他们经常搞不清楚应该把卡片放到哪个目录箱里，或者把书放在哪个书架上。 不仅仅是哈登所说的人类学，历史学又何尝不是如此。 以“技术”为例。历史研究和其他社会学科的研究一样，都需要技术。但历史研究采用的技术往往并不由历史学家发明，而是“借用”其他学科的技术或成果。孟森先生在广泛考辩史料的同时，借用了医学知识，根据顺治帝死前的种种记载，认定顺治帝其实是得“天花”而死，从而排除了“出家”说。美国学者施坚雅将苏州城1229年的石刻全图与1945年的航拍图对照，发现“城市形式异常稳定”。中国历史学界长期以来都是采用“抄卡片”的方式来收集和积累资料，但当计算机技术和各种数据库、系统软件开发出来以后，恐怕没有任何有条件的学者会坚持拒绝使用。运用数据库也正在取代“抄卡片”成为历史学的“本门功夫”之一。而现代考古学之区别于古物学和金石学，就是因为它受到自然科学如地质学、脊椎动物学等的影响并直接采用了这些学科的成果和技术。美国化学家利比所发明的放射性碳测定即碳14测定技术，更成了考古学家进行绝对年代测定的基本手段，成为考古学的“定法”和“本门功夫”。 就“理论”来说。在中国，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但是，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学已经被或正在被海外的理论和方法改造或收编多次。第一次开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被来自日本和西欧的“资产阶级历史学”改造和收编，于是有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人的新史学。第二次开始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被来自德国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改造或收编，于是有了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的新史学。而目前，正面临着第三次被改造或收编，这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挟带着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及诸多自然科学成果等利器的海外中国历史学。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大陆学者主动接受了改造和收编，并做出了重要的成果。这种状况的发生，不能不说是历史悠久的中国历史学的悲哀。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又是中国历史学的幸事。因为在每一次被改造和被收编、反改造和反收编的过程中，都给中国历史学注入了新的科学因素乃至产生了革命性的进步。 可见，“史无定法”几乎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但也应该仅此而已，否则，将走向它的反面。马克思的一句话曾经令历史学者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