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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交流之茶事往来
茶是当今世界三大饮料之一,而且三者之中茶居咖啡、可口之首。群球现有53个国家种植、加工茶,157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群有饮茶的习惯,茶在人际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以茶会友正成为当今社会的一种风尚。纵观历史,茶在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艺术和文化的载体,茶的东传对中日两国意义深远。
中国是最早用茶饮茶的国家,其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的农神时代。最初茶是被作为药物来使用的,人们将其捣碎放入罐盆中烹煮以其为羹二食,这大概算的上是最早的茶食了。到了周代,出现了关于茶的最早记载,据传为周公旦所撰《尔雅·释木》有:“槚,苦茶”;又《周礼·地官·掌茶》载:“掌以时聚茶”;《中国风俗史》云:“周初至周之中叶,......有种种饮料,儿茶其最显著者。”由此可见,茶在中国不仅作为药品,祭品而且作为饮品,其历史至少已有三千年了。此外茶叶还曾被用于贡品和食材,与此相关的事例在《华阳国志·巴志》和《晏子春秋》中均有所记述。
茶的真正盛行是在唐宋时期。因为皇亲国戚视茶为养生妙药,传入民间百姓群起而效仿。为此茶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必需品。也正是因为商业繁荣和市场需求,茶叶的炮制技术得到了不断的改进,形成了以“唐煮宋点”为时代特色的饮法。饮茶向高文化层次的发展,促使以茶为主题的诗词歌赋等文学艺术作品大量出现,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茶圣陆羽撰写的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2]公元770~780年(日本宝龟年间),西明寺禅僧永忠作为日本遣唐僧到中国,在唐朝逗留近30个春秋,63岁时返回日本,并带回茶树种子,种植在比睿山麓懂得坂本。平城天皇大同元年(806)六月,永忠上书朝廷,请求斋日必要饮茶,认为这样才是大唐风俗。这是有史料记载的中日两国除遣唐使以外的第一次茶事往来。[1]公元815年即弘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嵯峨天皇赴近江国滋贺行幸时,永忠在琵琶湖西畔的梵释寺亲手煮茶进献。就因与中国茶的缘分,嵯峨天皇甚为憧憬中国文化。为此他很喜欢京都北部的嵯峨山,在山下造别墅并在此终老。
在中日茶事交流的过程中,很多具有推动性的进步都与佛教的往来息息相关。
与永忠同期在唐的留学僧最澄、空海也是热心推广饮茶的人。嵯峨天皇曾与最澄会诗:“羽客讲座亲,山精供茶杯”。弘仁五年闰七月(公元814),空海在奉献给嵯峨天皇的典籍中有“奉献表”,其中写道[1]“(我)观练余暇,时学印度文。茶汤坐来,也读中国书”。最澄、空海还互赠茶叶,可见饮食习俗在留学社鞥中国不仅流行,而且成为一种时尚。
由于永忠在日本在国内对茶的推广只限于宫廷和士大夫阶层,因而在民间没能像大唐一样传播开来,加之日本到公元895年废止了遣唐使制度,饮茶风俗在日本到9世纪末都少有记述,直到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五月十三日,日本大云寺僧成寻携弟子七人赴天台山国清寺交流学习,中日两国才又恢复了茶事往来。成寻的出访并不顺利,九年后成寻客死中国开封开宝寺,然其弟子的回归,无疑也将宋朝的饮茶风俗带回了东瀛。
1168年~1191年,继成寻之后,日本的荣西禅师两度入宋求法,成为中日茶道交流史上贡献最为杰出的人。第一次回国时荣西将茶种带回日本,但由于日本民众对茶的功效不甚知晓,只种了两三株。为了鼓舞人们食茶种茶,第二次回国后,荣西编撰了《吃茶养生记》献给镰仓幕府,书的一开头就写道:“茶也,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之生,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七人长命也。天竺唐土同贵重之。我朝日本曾嗜爱矣,古今奇特仙药也,不可不摘。”从内容上看,荣西对茶的解读不无夸大的成分,但同样也表达了荣西对茶的喜爱和在日本传播茶的热情,由于荣西是最早将茶种从中国带入日本的人,并且对茶道的理论思想作出了极大贡献,后人遂将荣西称为日本的茶神或茶师。[1]荣西之后,饮茶在日本逐渐兴盛.起初在禅院中流行,后来日本的公家和武家都欣赏饮茶之趣,在日本兴起了举办茶会之风。根据《吃茶往来》(约为日本南北朝晚期或室町初期的著作)所记,当时高级武士修建了讲究的茶亭,在这里举办茶会。点茶献客之后,要玩一种国那种比茶味、比茶品的斗荼叫“四种十服荣”。但当时日本茶的种类没有中国那么多,他们主要是猜测其中哪些是“本茶”(指拇尾茶)、哪些是“非茶“(其他茶),以定胜负。之后,“退茶具,调美肴,劝酒飞杯。先三迟而论户,引十分而励饮。醉颜如霜叶之红,狂妆似风树之动。式歌式舞,增一座之兴;又弦又管,惊四方之听”(《吃茶往来》)。但这种豪华的茶会被认为是“无礼讲”、“破礼讲”、是一种败坏风气的行为。所以到了室町幕府的八代将军足利义政(1449—1473年)时,遂命能阿弥(1397—1471年)创立起在书院建筑里进行的“书院茶”,这是一种气氛严肃的贵族茶仪。之后又命村田珠光(1423—1502年)为主持茶会的上座茶人把寺院茶礼、民间的“茶寄合”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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