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型法律教育思考.doc

实践型法律教育思考 　　每一个踏入或即将走进“法律之门”的人，都应该而且不得不来思考一个法律知识体系中更基础性的问题，即关于法律教育的问题，如庞德所说，法律教育是法律的基本问题。2006年7月18日一则报道传出一些大学校长们取消法律本科专业的建言(下文简称“法本取消论”)，一石激起千层浪，将法律教育的问题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地推向盛世改革的浪尖上。本文重拾“法本取消论”的议题，以冷静理智的姿态作一呼应、讨论，以期对回答“法律教育尤其是法律本科教育的改革向何处去”此一敏感而艰深的重大课题有所裨益。 　　 　　一.我国法律(本科)教育的繁荣与危机 　　 　　我国现代法律教育的长足发展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产物，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依法治国”方针的提出和市场经济对法律规则需求的日益增长，大量的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人才应运而生。我们无意也不可能在一篇论文中全方位地来为我国法律(本科)教育扫描、把脉。仅从一组数字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只有两所大学设有法学院(系)。1992年也只有63所，到1995年增加到140所，到2002年底，全国已有330多所普通高等院校设置了法学院(系)或法学专业。目前，据教育部有关部门的权威统计，设置了法学院(系)或法学专业的普通高等院校已达620多所，是1992年的近10倍。在校的法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约计30万人，其中本科生为20多万人，硕士研究生8万多人，博士研究生6千多人。再看列为2006年中国法律教育十大新闻的三例事件：一是作为我国法律教育中又一劲旅异军突起，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于2006年4月26日正式成立，新成立的北师大法学院教师人数从原来的16人一跃发展为60多人；二是经教育部批准，西北政法学院自2006年11月18日正式“升级”，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为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高等学府拓展了平台；三是2006年9月25日，光华教育基金会向浙江大学捐资一亿元人民币，建设“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此是继“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之后，获得巨捐的第二所学院，也应是开办法律教育的一项殊荣。由此，套用何美欢教授的话说，现在是中国法学院“最好”的时刻。 　　的确，法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作为热门学科，其中最大一个好处，就是能吸引优秀学生；在扩招、并校等浪潮里，众多的法学院或者法律专业的增设正雨后春笋般涌现，除一些著名的以理工或师范类见长的高校(如清华、上海交大、华中科技大学、北师大)的法学院脱颖而出外，农、林、水利、矿业、邮电、交通、建筑、航空、医药等专业性很强的院校也争先恐后地设置法科专业，纷纷加盟到创建法律院系的洪流里。我们不能认为，前面所列院校过去传统上与法律教育没有多少关系、甚至根本上毫不相干，就去剥夺其创造中国现代法学教育神话的权利。我们处在改革的时代需要创新、需要打破传统法律教育的垄断，形成“百舸争流”的格局，从而带来法学院重新洗牌的机遇，催化更有效率的竞争，使优秀的富有个性化的法律产品(包括精英式的法学院、法学名师、法科毕业生)新鲜出炉，况且学科交叉会更好适应分割化、专业化的市场需要(如医科院校背景的法科学生在医疗事故处理、医药法制建设方面肯定要比其他背景的学生更得心应手)；然而，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在繁荣景象的背后笼罩着危机的阴影，以法学专业来看就业率低，专业不对口，面对此种既是高考招生热门专业又是就业冷门的冰火两重天之怪象，有人尖锐地指出“法律本科专业”全然是一个“扯淡”的专业，甚至有网民恶骂其为“十大最恶心专业”，由此“法本取消论”、“磨刀霍霍砍掉法本科”也并非空穴来风，难怪何美欢教授在指出现在是中国法学院“最好”的时刻，同时立马指出，也是“最坏”的时刻。 　　法学专业就业不理想只不过是法律教育中冰山之一角，却窥探出其机理上潜伏的积弊与新疾，理性剖析之。主要有： 　　第一，转型过程中办学规划督导不到位。 　　躬逢盛世的法律教育，和其它体制改革一样面临着不少困境和问题，首当其冲是办学出现一定盲目性、规划督导不到位。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宣传鼓动下，有意无意地渲染夸大了法律专业良好的就业前景，但法律产品从来不是速成的，尤其对法律技艺来说，如柯克法官指出，其有赖于长期的研究和经验获得，而仓促上阵、急功近利的法律教育由于缺乏对开办法学院的科学定位和合理分工，缺乏对人才的培养规格和类型上的深思熟虑，给人呈现一种非理智的一哄而上、低层次水平上的盲目扩张之迹象；另一方面，人们一直期待对兴办法律教育有一个统一的规划、统一的准入要求和标准及相应的监督和指导，但在法律教育产业化、市场化转向中，由行政来主导法律教育改革的思路已经不合时宜，而且实际中“眉毛胡子一把抓”显得力不从心。 　　第二，法本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两张皮”，人才培养目标较单一。 　　勿庸置疑，现代法律教育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