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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一、 “碳关税”—研究背景 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联合国会议（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展览会议）在美国、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等五个国家通过了一项不法律意义的妥协，该条约正式通过后不久，该条约一词消失。此次会议充分表明尽管气候变化这一直接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挑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所重视, 然而在以美国为代表的非欧盟发达国家集团、欧盟、中印等新兴经济体、77国集团、小岛国联盟等各类利益团体之间仍然存在着太多短期内无法弥合的分歧, 一个比目前的“京都议定书”更为积极的国际性合作减排框架仍然需要更为有效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支持。而发达国家普遍主张的迫使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自愿进行碳减排的有效政策手段之一是“碳关税”———即对中国等没有在国内征收碳税或能源税、存在实质性能源补贴国家的出口商品根据其碳排放强度征收一定程度的关税。 作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之一, 中国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对于中国政府所做出的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40%-45%的承诺, 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基本不能够接受。包括美法英日在内的许多国家均提出未来将通过“碳关税”等方式, 倒逼中国为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支付治理成本。中国国际贸易是否会遭遇新一轮的“碳关税”制裁, 尽管从目前来看态势还不是十分明朗, 但在发达国家普遍缺少走出经济危机的良方, 纷纷通过保护本国传统工业方式来确保就业的大气候之下, “碳关税”无疑会是他们将自己的贸易保护行为合法化的最便捷选择之一。 二、 中国碳关税的风险分析 1. 单位gdp排放量的增长将带动全球经济增长 根据国际能源署2008年做出的预测 (IEA, 2008) , 如果各国按照现有的政策情景和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发展, 到2030年, 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将增加45%, 而中国的排放量的增长占世界增量的46.9%。目前中国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占世界总量的20.3%, 到2030年, 这一比重将达到28.9%。美国目前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占世界比重与中国相当, 但到2030年, 这一比重将下降到14.3%。由此可见, 中国成为哥本哈根峰会的众矢之地, 客观排放量的增长是主要原因。从人均排放量来看, 中国目前的人均排放量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 是美国的24.7%, 欧洲的57.3%, 但到2030年, 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将超过欧洲, 达到美国的50.6%、世界平均水平的163%。当然在此期间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其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下降速度可达到每年-3.1%, 但这样的速度仍然不足以抵消经济总量增长所带来的排放量的扩张。而我国目前所承诺的到2020年, 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40%-45%的约束性指标, 恰恰相当于每年减少2.6%至3%, 这样的降幅即使是在6%的GDP增长速度情况之下, 也会使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到国际能源署所预测的水平, 这显然是国际社会所无法接受的。 2. 基础政策情景 IPCC所提出的要在2050年将全球二氧化碳浓度控制在450ppm的指标与中国承诺的差距在哪里?在此次哥本哈根协议当中, 一个重要的共识是要把地表温度升高的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 这就意味着要将二氧化碳浓度控制在450ppm之下。而世界各国如果按照现有的政策情景和经济增速发展下去, 到2020年, 仅发展中国家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就将使地球二氧化碳平均浓度突破450ppm的警戒线。这意味着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参与实质性减排, 发达国家即使实现了零排放, 2摄氏度的愿景依然是无法实现的。要想实现这一愿景, 到2020年世界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至少下降10%。如何将这10%分配到各个发展中国家?依据的分配原则不同, 所导致的经济社会成本会有很大的差异。表一是国际能源署所作的各类分配机制所可能产生的分配结果的比较。表中数字表明按照不同的分配机制, 各个国家或者地区相较基础政策情景所预测的到2020年的排放量应该增加或者减少多少排放额度。分析表明无论是按照哪一种机制分配减排额度, 中国在2020年应该达到的排放水平都要远远低于目前基础情景所预测的排放量。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基础情景中已经包含了中国“十一五”以来所制定的单位GDP能耗下降20%的约束性指标, 这一政策在相当意义上就等同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20%的指标, 而到2020年单位GDP排放量下降40-45%的约束性指标无疑只是这一基础政策情景的延续。在这样的政策情景之下, 中国在2020年所需要减排的额度最高达到67%, 最低也有34%。此次峰会期间部分国内学者、媒体强调要用人均排放量来衡量, 但从表中可以看出, 即使按照人均排放量均等化的原则, 中国在2020年仍然应该再减少41%的排放额度。这显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