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桢的诗学思想研究.doc

PAGE PAGE 1 杨维桢的诗学思想研究 　　摘要杨维桢是元中后期最有影响的诗文大家之一，在诗歌创作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认为诗歌具有宏奖风教的作用，主张师古师心兼重，同时非常重视古乐府的创作，认为诗歌与时代变化有着莫大的关系。他的诗学思想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杨维桢诗歌创作思想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自号铁崖，晚年又号老铁、东维子、铁笛道人、抱遗老人，元朝绍兴诸暨人。他于泰定四年（1327）以《春秋》经登李黼榜进士，历任天台县尹、绍兴钱清场盐司令、杭州四务提举、建德总管府推官。曾擢江西儒学提举，因兵乱道梗未成行，避地富春山，后又挈家归钱塘。张士诚开藩姑苏，广招名流，东南之士多往依之，杨维桢独不应昭。此后，因规讽忏丞相达帖木儿，遂自徙居松江，浪迹山水之间。 　　明洪武二年（1369），明太祖朱元璋征召诸儒纂修礼乐书，派翰林院侍读学士詹同持厚礼聘请，他将自已比作老客妇，加以拒绝。三年（1370）正月，朝廷又敦促其出仕，杨维桢赋《老客妇谣》献明太祖，说：“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获得明太祖首肯后，他才前往南京。就职四月，“所纂叙例略定，即乞骸骨，帝成其志，仍给安车还山。”五月，因肺疾发作逝于松江府九行山，享年七十五岁。 　　杨维桢的作品非常多，主要有《铁崖先生古乐府》与《东维子文集》，其作品体裁有诗、序、记、志、碑、铭、说、传、辞、调、杂文等无所不包，足见其知识的渊博。除了文学作品外，他的书法也是一绝，比较著名的有《张氏通波阡表卷》和《真镜庵募缘疏卷》。 　　一、宏奖风教——诗歌的文学意义 　　儒家的诗学观是经世致用，正如《诗大序》所云：“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歌可以察知得失、感天动地，因此先王用它来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起到移风易俗，教化世人的作用。杨维桢自幼熟读儒家诗书，深受儒学浸染，儒家思想对其所产生的影响根深蒂固，其诗学思想中同样具有传统的诗以致用观念。 　　杨维桢在《陈孝童序》中有言：“孝童，名福，越之钱清人。年十岁，侍母。叶病，衣不解带。母病甚，水浆粒食不进口。中夜潜出后庭。泣于天，曰：‘我母病将死，吾何依刲股代药，天其从我乎？’……予居与童邻，亲睹其事，可以宏奖风教，遂为赋诗。”这篇序是他为孝子陈福所作的，作为邻居的他亲眼目睹了孝童衣不解带的侍奉母亲，甚至希望自己能代母生病的行为，他非常的感慨，认为孝童孝敬母亲之举，可以用来作为后人的榜样，于是写了这篇文章。由此观之，杨维桢认为诗歌可以用来宏奖风教，教化世人，发挥其经世致用之功。 　　他在《诗史宗要序》中云：“《诗》之教尚矣。虞廷载赓，君臣之道合；五子有作，兄弟之义章。《关雎》首夫妇之匹，《小弁》全父子之恩，诗之教也，遂散于乡人，采于国史，而被诸歌乐，所以养人心，厚天伦，移风易俗之具，实在于是。……及李唐之盛，唯老杜氏慨然起揽千载既坠之绪，陈古讽今，言诗者宗为一代诗史。”在这篇文章中，杨维桢再次明确的指出了诗歌的教化作用，甚至认为杜甫的诗作之所以能成为“诗史”，也是因为他的诗具有陈古讽今的作用。 　　杨维桢的这种诗学观念在他的很多篇序文中都有明确表述。如《高僧诗集序》中有：“孔子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歌可以用来起兴，可以用来反应世风世俗，可以使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在一起，可以用来讽刺世事，能抒写鸟兽草木之情。诗歌的“兴观群怨”之说很好地概括了诗歌宏奖风教的作用。此外，《齐稿序》和《郯韶诗序》中也有相似的论述，可见杨维桢非常重视诗歌教化世人的社会功用。 　　二、“情性神气”与“学问之功”——师古师心兼重 　　诗歌“吟咏情性”之说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杨维桢的诗序中也体现了这一观点，并且还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杨维桢主张师法古人。他在《郯韶诗序》中有：“或问：诗可学乎？曰：诗不可以学为也。诗本情性，有性此有情，有情此有诗也。……诗之状，未有不依情而出也。”首先，杨维桢认为诗不可学，主张“诗本情性”，认为“诗之状，未有不依情而出也。”接着，他又进一步阐释了情性的来源：“虽然，诗不可学，诗之所出，不可以无学也。……或曰：《三百篇》有出于匹夫匹妇之口，而岂为尽知学乎？曰：匹夫匹妇无学也，而游于先王之泽者，学之至也。”杨维桢认为虽然诗不可学，但是诗的“情性神气”却是来自于诗人的学问之功，是“学之至”的结果。 　　在论述了“学问之功”的重要性之后，杨维桢进一步强调学习古人诗歌，当学习古人之情性神气，而非外在形貌。在《赵氏诗录序》中有：“评诗之品，无异人品也。人有面目骨骼，有情性神气，诗之丑好高下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