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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恩报告的国际背景及其影响
2006年10月30日,受日本政府委托,由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现任英国政府经济顾问尼古拉斯斯特恩斯特尔(nicholsster)撰写的《斯特恩回顾:气候变化经济》(以下简称《斯特恩报告》)正式发布。它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广泛的影响。
1 谈判中的三轨
从战略角度看,斯特恩报告的出台对应于国际气候谈判进程发展的大背景。当前,后京都国际气候谈判已经启动,并以“三轨”(1)并进的格局不断推进。决定谈判未来走向的主要驱动因子和约束因子涉及各方的政治意愿、经济利益和科学认知。政治意愿取决于对经济利益的判断,而对经济利益的判断又需要有坚实的科学基础。斯特恩报告的最终目的正是服务于英国以及整个欧盟推进后京都谈判的总体战略。
1.1 英国与欧盟的合作历程
欧盟对后京都谈判的基本立场是构建一个全球参与的国际气候制度体系,其中一个重要基石是确定全球气候变化危险水平的长期目标。欧盟早就提出全球2℃升温上限,但主要以气候变化的科学、影响和脆弱性的研究为依据,并没有得到经济学界的认同,因此迫切需要从经济学角度对2℃上限进行全面的阐释,论证全球参与立即采取减排行动的紧迫性,为推进后京都谈判作准备。英国作为欧盟的重要成员国,2005年利用其任欧盟和G8双重轮值主席国的身份,主办了鹰谷“G8+5”峰会,将气候变化问题列入重要的会议议程,显示了英国不仅要在欧盟内部担当领导者,而且希望在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全球事务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为此,英国政府精心策划,在COP12/MOP2期间,并赶在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之前,出台了这样一份特殊的报告。其特殊性一方面在于有英国政府的授权,另一方面又以独立咨询报告面目出现,而且由一个具有很高权威性和国际认同度的人物领衔,组成的23人工作小组中有许多直接参与气候谈判的政府代表,这就确保了该报告能以科学报告的形式,服务政治谈判的需要,对国际谈判的走向产生广泛的导向性影响。
1.2 斯特恩报告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成本方
斯特恩报告的分析逻辑是以气候科学为基础,采用经济学成本效益分析的框架,分析比较气候变化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预期损失与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之间的关系,由此得出全球2℃的升温上限,进而呼吁各国迅速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并建立国际合作机制。
从方法论角度看,如表1所示,斯特恩报告与IPCC评估报告相比具有如下特点:1)综合性强,从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适应和减缓等不同侧面综合考虑;2)视野广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一并讨论;3)关注长远,分析的时间尺度从近期的2010年,到中期的2050年,再到长期的2200年,均有涉及。
1.3 全球减排政策
斯特恩报告分为6部分共27章,长达600页,信息量非常丰富。但究其核心,报告不遗余力一再强调的关键结论就是全球减排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主要从:为什么行动是紧迫的(Why),什么时候采取行动(When),行动的目标是什么(What)以及如何采取行动(How)等4个方面对其主要观点加以支持和论证。
该报告强调:为了避免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各国政府必须立即采取有效的减排行动,否则气候变化将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其损失和风险将相当于每年全球GDP的5%~20%,而且损失将一直延续。如果立即行动,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500~550 m L/m3CO2e(二氧化碳当量)的成本可以被控制在每年全球GDP的1%左右。
该报告围绕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之内的减排目标,进一步强调减排需要全球共同努力。如果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500~550 m L/m3CO2e,全球排放必须在今后10~20 a中封顶,然后以每年1%~3%的速率下降,到2050年至少比现在低25%。即使发达国家减排60%~80%,发展中国家2050年的排放在1990年基础上增幅也不能超过25%。
斯特恩报告提出有效的全球减排政策的3个要素,即通过税收、贸易或法规进行碳定价;支持低碳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应用;以及消除提高能源效率和其他改变行为方面的障碍。因此,排放贸易制度、国际技术合作、减少毁林和适应将是构建后京都国际气候制度框架的重要内容。显然,斯特恩报告倡导更多地依靠市场手段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工具,从而淡化了政府的作用,以及公约规定的国家之间的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的义务。
2 疗效判定标准
斯特恩报告一经公布立刻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政府、学术界、企业界和环境NGO等各方代表纷纷发表评论,有赞扬,有批评,有怀疑,各种观点莫衷一是。
2.1 主要通过组织和合作来加强碳市场的研究
斯特恩报告受英国政府委托编写,自然最先由英国政府出面大力推介。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当天就热情称赞该报告是“他当选十年以来看到的有关未来的最重要文件”,是“为所有人敲响的警钟”,“有关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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