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教育与中国女子地位的变迁.docx

女性教育与中国女子地位的变迁 “中国古代女性的地位有一个非常繁荣的时代。她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遭受羞辱和鄙视。”。”这是《中国女子教育史》 (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 开首的第一句话, 破空而来, 掷地有声, 奠定了本书所展现的中国女子地位由高峰跌落到低谷而后又逐渐回升的悲喜剧的叙述基调。以这一句话做引子, 本书的作者熊贤君教授从女子教育的独特视角, 明晰地勾勒出了处于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最底层的“半边天”, 即女子的含辛茹苦, 忍辱负重, 在男权文化的夹缝里沉沦、迷茫、觉醒和抗争以取得受教育的权利的历程, 感人肺腑, 发人深思, 令人读后感觉到沉甸甸的历史的重量。 《中国女子教育史》初稿成于上个世纪末, 其间作者数易其稿。此书全方位尽可能逼真地还原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妇女生活模式, 从而描绘出妇女地位涨落的函数曲线——虽然那也许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 或许根本没办法绘制的。但是, 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其中的某一部分往往含有整体的全部信息, 或与整体有着同构的关系, 因此, 从对某一部分的分析来推断整体的状况往往是切实可行的。本书便是用这种以部分折射整体的全息论思想来构架的。 可女子地位的走向并不会自行呈现, 而是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女子教育史》所选取的是女子教育问题的三个重要截面:从每一时期而言, 它无疑是一个截面;从女子生活的整个屈辱史与抗争史、解放史而言, 它又是三根重要线索——女子教育思想、女子才德观、女子教育制度三个侧面, 来呈现女子社会地位变迁的轨迹。 女子教育思想是女子生活、教育内容和教育制度发展、演变、革新、畛域限定与定型的先声与准备。中国女子教育思想显然不尽出自女子, 而是相反, 中国女子教育的很多问题大多是男子提出和划定的。即便班昭的《女诫》, 也是周孔以降儒家女子教育思想主张的归纳与总结而已。先秦儒家的女子教育观, 尤其是刘向的《列女传》、班昭的《女诫》广泛传开以来, 后世在这两本书的基础上衍生出了数十本常用的女子教育读物, 基本上都是依照这两本书的体例编写而成。当然, 这些女子教育读物的序列或谱系中所体现的女子教育思想, 无疑隐含着微妙的观念的递进与质地的变化。通过《中国女子教育史》, 我们可以看到, 女子教育思想与女子的社会地位、时代特征、生存状态是怎样互相建构或互相影响的, 也可以从中洞察出妇女翻身解放的必然性。 本书通过对女子才德观进行的追根溯源分析, 明确指出, 中国封建时代的女子才德观直接影响着女子的学校教育、文化素质。作者认为, 在中国的封建时代, 所谓的才德观, 实际上就是贞操观。如大多数封建文人在考察卓文君、李清照及历代女才子的命运时, 往往认为她们在贞操上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并将此归因于罪在她们的“有才”。因为倘若目不识丁, 斗大的字认不得一箩筐, 就不会有丰富而细腻的情感, 而没有丰富而细腻的情感, 如何可能有失节之事呢?对女子才德观强调得最严格的时期, 往往也是女子教育最黑暗的时期。如本书对“女子无才便是德”进行的考察表明, 此语的提出、论证并广为传播而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包括女子自身所接受的时代, 是在明清两朝, 而这一时期无疑是中国社会最专制、最黑暗的时候。同时, 也是女子地位、女子教育跌入低谷之时。因此, 女子教育新时代的到来, 必须建立在清除陈腐的女子才德观障碍的基础之上。 熊贤君教授在《中国女子教育史》中对女子教育制度作了系统考察。他认为, 中国自进入阶级社会后, 在历代王朝中, 女子在官立学校甚至是私立学校制度中, 都是毫无地位可言的, 她们被排斥在学校教育系统之外, 只能在家庭接受“妇容、妇言、妇工、妇德”的教育, 这无疑也是中国两千年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到近代, 经元善在上海创办经正女学, 终于在荆棘丛中开辟出了一条通向女子教育现代化与女子解放的道路。但是, 女子享受学校教育却并非一帆风顺, 而是一波三折, 直到20世纪30年代, 女子仍不能享受与男子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 甚至在现时代, 女子要享受与男子平等的教育, 仍然任重道远。 熊先生认为, 女子教育思想、女子才德观和女子教育制度是“三位一体”、互相缠绕着的。正因为如此, 在共时性地论述女子教育思想、女子才德观和女子教育制度三者关系的同时, 《中国女子教育史》兼顾了对此三者各自的历史变迁的论述, 纵横交错, 织成了全书立体网络状的总体结构。以这种结构为骨架, 再以有关女子生活的各方面史料为补证, 使全书显得既重点突出, 又血肉丰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撰写女子教育的历史既相对简单, 又相当繁难。为什么呢?之所以相对简单, 是因为女子自己留下的文字史料并不多, 比较容易梳理。但问题又不是那么简单, 假若仅仅只关注这种材料, 难免不将一部女子教育史写成了才女教育史、佳人教育史, 恐怕将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