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青铜器纹饰研究史述要.doc

商周青铜器纹饰研究史述要 ? 李学勤先生曾指出：“就一件青铜器而言要从形制、纹饰、铭文、功能和工艺五个方面，综合地观察探讨。” [1]但青铜器纹饰的研究较之于器型、铭文、铸造的研究相对滞后，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其背后隐喻涵义极其玄奥之故，并且青铜器不是单纯的装饰艺术，而是同古人的文化观念、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政治意识紧密相连的, 这就要求从多重视野下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张光直先生指出：“政治、宗教与艺术的紧密结合在古代世界是一个普遍现象，而在中国，这种结合就集中体现在青铜器纹饰上。”[2]因此探讨青铜器的隐含意义就需要美学、哲学、艺术、文学、宗教等各方面的知识和修养，这无疑也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但从古至今也取得了一定实绩，特别20世纪更是成绩斐然。 虽然前辈大家对纹饰多有论述，如容庚先生所著《商周彝器通考》。但纵观历代有关青铜器研究著述，对青铜器纹饰研究史的总结都还不够。囿于篇幅，本文只对青铜器纹饰的研究史做简要的论述，提及的文献也只是纹饰研究史上有重要影响的著作，不免漏薄，撰此小文以乞正于方家。 一、宋代以前商周纹饰研究 最早对青铜器纹饰做出明确记载且资料丰富的著作是《吕氏春秋》。其中有记载如下： 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为不善亦然。《吕氏春秋·先识览·先识》 周鼎著象，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 周鼎著倕而龁其指，先王有以见大巧之不可为也。《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 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吕氏春秋·离俗览·适威》 周鼎著鼠，令马履之。不阳者，忘国之俗也。《吕氏春秋·恃君览·达郁》 我们可以看出《吕氏春秋》已经把青铜器纹饰作为独立研究的对象，文中涉及到了饕餮纹、窃曲纹、象纹、鼠纹等纹饰的名称，并对它们的形状做了生动形象的描绘。但是对此类纹饰的描绘还是语焉不详，仅从文献中还难以窥见当时青铜器纹饰的整体风貌。 《春秋左氏传》中也有关于纹饰的记载：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之民谓之饕餮。古者铸鼎象物，以知神奸。鼎有此象，盖示饮食之戒。 宋代以前其他文献中也有关于青铜器纹饰的零星记载，摘录如下： 十八年，秦武王与孟说举龙纹赤鼎，绝膑而死。《史记·赵世家》 宝鼎见兮色纷缊，焕其炳兮被龙纹。班固《宝鼎诗》 ??? 枭养豺狼，猰貐驱象，鸟菟之族，犀兕之党，钩牙锯齿，自成锋颖，精若耀星，声若震霆，名载于《山经》，行镂于夏鼎。左思《吴都赋》 ??? 罢官无物唯古鼎，雕螭刻篆相错螭。唐·韦述《信州录事参军常曾古鼎歌》 ? 上述文献中对龙纹、螭纹都有记载，但是可以看出宋代以前的纹饰记载大多零星散落，且不成系统，另外这时的记载有些只是传说而不是历史史实，比如上面左思的《吴都赋》关于夏鼎的记载，其可信度值得商榷，并且宋代以前不是从自觉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研究纹饰，尚未出现真正意义的有关青铜器纹饰的学术著作。 二、两宋青铜器纹饰研究 宋代是我国文化发展的高峰期，在中国文化史上地位举足轻重，宋代青铜器研究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宋代的青铜器研究是真正从学术的角度而出发的，真正走向了自觉研究的道路，出现了不少对后世极有影响的青铜器研究著作。重要著作主要有：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宣和博古图》、赵明诚的《金石录》等，其中对青铜器纹饰有专门研究的主要是《考古图》和《宣和博古图》两种。 青铜器纹饰的研究，对纹饰的分类和定名是最基础性的工作，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宋代以前的文献已经有零星的记载，但大多不详细且未为形成系统。对其进行较详细论述是上面提到的《考古图》和《宣和博古图》。下面简要论之。 吕大临《考古图》约成书于宋哲宗元祐七年，即公元1092年，其一共收录青铜器及玉器共224件，其中青铜器148件。每件青铜器都描绘了其图形，并作说明，《考古图》在青铜器纹饰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集中体现在以下二点： 第一：为纹饰定名。 ???? 如《考古图》卷一：五癸鼎曰：鼎文作龙虎，中有兽面，盖饕餮之象。书中有关纹饰的名称还有云气、牛首、篆带、方乳曲，环、兽首、蚩尤、螭、龟、象、虎首、龙等。同时该书在描摹器形的同时也描绘了青铜器上的纹饰，使之形象化和直观化，这也成为后世青铜器著录的通用范例。该书首次将纹饰的名称和纹饰形象建立起了对应关系，对后世影响深远。 第二：利用纹饰给青铜器命名。 ????? 青铜器的定名主要是才用器皿铸造者的名字命名，例如《利簋》、 《天王簋》、《大克鼎》等名称皆采用此法。但青铜器也有大量的没有铭文的，为之定名则成一问题。吕大临第一次大量采用根据青铜器纹饰来给青铜器命名的方法。例如：云鼎、饕餮鼎、象尊、牛鼎、虎彝。这就大大凸显了纹饰在青铜器上诸要素中的重要作用。 王黻《宣和博古图》约成书于宋徽宗宣和五年，即公元11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