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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之当代价值
首先,我们在讨论新儒学的当代价值之前,需要做一个准备工作,那就是我们需要弄清楚什么是新儒学。不弄清楚这个,不知道这个前提,可以说什么都是妄谈。今天我们小组需要做的、我们企图做到的是让大家对新儒学有一个比较正确、比较全面的认识,然后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一起探索一下新儒学有些什么价值。
接下来,我们就先讨论一下什么是新儒学,它的定义标准又是什么?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在何时产生的?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像这么一种思想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其诞生往往都是有一个长期的酝酿,时间往往是有些争议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是以学术界多数比较认可的某一标志性事件来作为界定。那么,什么是新儒学呢?这是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新儒学”的概念原来指相对于孔孟“原儒”的宋明理学(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儒学是中国北宋出现的以阐发儒家经典义理为特征的哲学思潮,即理学或宋学思潮。
定义说完了,那么新儒学在历史中的定位又是在哪里呢?在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的著作中,有很多,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忧苦和自信,但还看不到有条理的统续,他们的归宗亦不尽相同。直到牟宗三,才把上一辈的寻找“源头活水”变为“接引活水”,从时间的意义上提出儒学发展的三期论。牟宗三说:“今天我从历史上纵贯地把中国文化的重要观念讲一讲,即讲儒家学问三期的发展,使大家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一个大体的了解。这三期是大的分期,小的分期不讲。第一期,由春秋战国的孔子、孟子、荀子到汉董仲舒造成汉大帝国;宋明的陈朱陆王是第二期,重点是“内圣”;第三期,现在新儒学,重点是从儒学的内在目的性开出“新外王”,即科学和民主。基本框架是“内圣而开出新外王”。第二期第三期都可以叫做新儒学,为了区别,前者又叫宋代新儒学,后者叫现代新儒学。这里,我们很明显是讨论第三期的现代新儒学。如果查询文献会看到“现代新儒家”和“当代新儒家”这两种对学者的称呼,这里我们把它区分一下:“现代新儒家”是大陆流行的术语,取其广义的含义;而台湾则流行“当代新儒家”一词,取其狭义的意思:熊十力是开祖,第二代是他的三大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第三代是杜维明、刘述先、蔡仁厚等。两个概念和词经过这样清楚的界定以后,可以并行不悖,不会构成问题。
好,我们接着往下说,既然对新儒学在儒学三期中有一个大致定位,那么新儒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咧?目前我们大陆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现代新儒学作为一种思想文化思潮发端于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是这一思潮的开拓者和尝试者。因为康有为曾对儒学做过一番改造,一方面区分所谓真假儒学,另一方面又援西学入儒,从而使其具有了某些新的内容。而这正是现代新儒学区别于传统旧儒学的一个重要标志。虽然康有为的儒学改革和后来的现代新儒家的改革有些相似。譬如,都援西入儒,都有区分真假儒学,都强调儒学的宗教意义,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些重要的时代和思想特征的差异。首先,在戊戌变法时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的儒学,还是官学,处于独尊的地位。康有为的真假区分的目的是为了解放人们的思想,为自己的变法提供理论和历史依据,并且的确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梁启超评价为“大飓风”、“火山喷发”。他的区分真假儒学不但不具有文化保守主义性质,在某种层面上还具有思想启蒙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五四运动反孔批儒的先河。但到了五四及后五四时期,经过辛亥革命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儒学不仅丧失了昔日独尊的统治地位,而且是江河日下,朝不保夕。在此情况下,现代新儒家区分真假儒学的目的,是要通过对儒学之象征符号的厘清,以重建和复兴儒学,使之重新成为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并在世界文化的对话中保持其重要的位置。其次,康有为援西入儒也是为其变法服务的。而现代新儒家援西学入儒,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儒学的现代转换,从而使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而日趋没落的儒家文化,在吸收了西学的一些新鲜血液后能重新兴盛起来。总之,作为戊戌时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康有为改造儒学是为了变法维新的斗争需要,不具有任何保守主义的性质,而作为五四及后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现代新儒家改造儒学是为了重建和复兴儒学。
现代新儒学的发端在“五四”时期。第一个对现代新儒学的发端有“开启”之功的是梁漱溟。1921年梁氏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是现代新儒家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对文化民族性和历史继承性的强调,对中国文化出路中体西用式的选择,对孔子学说的阐释,对陆王心学的认同,以及援西学入儒,努力结合柏格森生命哲学和儒家哲学以谋求儒学现代化的尝试,都不同程度地对后来的新儒家产生过影响。继梁漱溟之后,“五四”时期第二个对现代新儒学的发端有“开启”之功的人物是张君劢。如果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主要是从文化方面“开启”了现代新儒学,那么,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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